□ 沈联涛/文

新年伊始，对中国经济下滑的担忧导致全球市场动荡，可谓出师不利。但一片愁云惨淡中也有一线阳光，那就是印度。

在近代，印度文化对东南亚产生影响则是因为英国将大量印度南部泰米尔工人带去马来亚修铁路或在橡胶园里劳作。同时英国在亚洲和非洲，包括在香港设立的所有自由港都能看到印度商人、金匠和放贷人的身影。

印度的发展可谓占尽天时地利。2015年印度以7.3%的增速取代中国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预计2016年增速在7.5%左右。印度也是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而且由于出口占印度GDP的比重仅为16.5%，因此受外部需求放缓的影响相对较小。

因此当世界在寻找新的增长市场时，印度凭借巨大的国内市场，廉价劳动力，名声在外的技术能力和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对外国投资者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不同于中国和东盟国家，印度增长的局限在于缺少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臭名昭著的“牌照制度”，复杂的官僚主义规章和法律问题，让企业往往无所适从。

但另一方面，印度的增长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良好的人口结构，印度人口年龄中值只有25岁，比中国（37岁）和日本（45岁）都要年轻得多。第二是英国殖民时代的遗产：普及的英语，普通法系和英式治理技能。西方将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印度视为本世纪唯一一个能够与之结盟并且抗衡中国的国家。

到访印度和中国不难发现两国基础设施质量的差距。因此打造世界级基础设施是莫迪政府的首要任务。

印度的中产阶级规模较大，并且在不断增长，他们愿意购买西方最好最新最流行的产品，这吸引了外国投资者。但为了获得经营许可，外国投资者需要办理各种复杂的手续。印度行政机构的核心组织印度行政服务局虽然是精英机构，但具体事务却由官僚思想非常严重的地方官员处理。被刺杀的拉吉夫·甘地任总理期间，印度发生了信息技术服务革命。人们常说，如果当时的官僚们懂技术的话，信息技术革命就不会成功。今天，随着互联网和信息通讯技术与金融化、全球化的结合，与硅谷的密切联系让受过英式教育的印度精英阶层获益匪浅。

印度进入21世纪以来的发展有两大特点。首先是自下而上的方式，人们深知，如果不改善构成印度社会核心的村落，印度就无法发展。第二是愿意利用技术，从而跳跃式超越其他新兴市场的传统发展轨迹。

莫迪2014年出任首相时，他首先取消了规划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当时正在设计印度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2年-2017年），相当于中国的“十三五”（2016年-2020年）。取而代之的是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首先就是让各邦政府也一起“重新想象印度”。

但莫迪政府最值得称道的创新在于对发展的再思考，提出要通过创新和创业，自下而上地推动印度的改变。自我就业人才利用（SETU）计划就是用技术、金融、孵化和协助等来支持所有领域初创企业和自我雇佣的企业，包括农村和第一产业。

前印孚瑟斯公司（Infosys）联合创始人和CEO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和沙阿（Viral Shah）写的《重启印度》最近在印度非常畅销。书里说，印度改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它现在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移动网络（9亿用户）和第三大的互联网用户。利用技术，以透明度、低门槛和包容性为驱动，让公民能以最便捷的方式获得政府和商业服务，而不是以传统方式改变政府。

尼勒卡尼还是印度身份证管理局（Unique identification authority）的创始主席，该机构给每个印度人分配一个唯一的社会身份识别码，即Aadhar。随着全球法人机构识别编码和区块链技术的普及，印度将能够迅速、大规模地提供可信任的电子服务，从而避免一个大国的政府、公司和社会企业提供服务时会遇到的很多问题。

虽然拥有种种优势，我们仍应看到印度面临巨大的发展问题。2015年印度GDP总量为2.2万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为10.3万亿美元，而只有6亿人口（相当于印度人口一半）的东盟GDP总量也达到了2.5万亿美元。

未来十年，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不是“中-印经济体”（Chindia），而是“中-印-东盟经济体”（Chindasean）。对此我深信不疑。它们彼此的竞争以及相互的贸易投资往来将决定全球的发展。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