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宏斌/文

所谓的经济再平衡,实际上蕴含着十分深刻的含义。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再平衡屡屡被误解，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消费与投资以及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政策选择错误时常发生，甚至已经影响到我国新一轮五年计划的制定。尽管我们也预计中国终将实现向消费和服务业主导转型，但过早推动经济沿着这一路径发展却是错误的。

目前消费占我国GDP比重较大部分经济体，包括亚洲的中高收入国家要低得多。这一现象往往被归咎于我国的消费过度疲软，从而导致其他国家贸易赤字和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等一系列问题。

实际上，消费占中国GDP的比重相对较低并不等于消费占比过低。将重点放在消费占GDP比重的分析过于简单化，并不能说明消费的“合意”占比应是多少。经济学理论也从没有明示较高的消费占GDP比重就会带来“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这种再平衡观点背后的逻辑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

从长期来看，仅仅依靠消费并不能带来经济可持续增长，除非与此同时该经济体的生产率也有所增加（即供给侧有所改善）。在需求侧，经济长期增长也取决于投资而非消费。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型是建立在投资积累的基础上的。较高的投资可以更快地建立起经济体的资本品存量和良好的经济结构。这表明当资本存量增加时，劳动者的生产率也会得到提高，从而使经济增长得以持续。

进一步，决定投资的关键变量是储蓄率。事实上，如果较高的消费“挤出”投资，任何经济体的长期增速都将趋缓。因此，长期较高的消费占GDP比重并不能给经济带来更加可持续的增长。新兴工业化亚洲经济体都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增长，背后是高储蓄率带动投资热潮，使其劳动生产率快速赶超,而这也是这些国家经济腾飞的重要经验之一。

当然，仅仅提高储蓄和投资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经济腾飞的结果。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有所增长，但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非常态的经济管制导致大量无效投资（甚至还加快了已有资本的消耗）。自80年代起，经济改革的推进、市场化以及全球化的影响，才逐渐推动投资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循环。制度进步使中国得以更好地吸收投资增加。因此，未来改革的重点仍应放在进一步的制度建设，而非减少仍然必要的投资。

选择正确的再平衡路径

仅仅关注消费占GDP比重并不能证明我国经济面临着失衡，因为这一比重会在不同的情况下发生变化。如果消费增速下降的同时GDP增速放缓幅度大于消费增速的下降幅度，那消费占GDP的比重仍会上升。事实上，正是这一情况引发了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的再平衡——只不过当时的日本已是高收入国家。

通过分析中国消费占GDP比重的变化，我们发现近年来这一比重的上升是由于分母（GDP）的增速放缓所造成的，即GDP增速下降对整体比重的反向作用。这不是良性的经济再平衡。而这也正是在平衡讨论已从单纯注重自上而下的投资和消费占GDP的比重转向更为微妙的基于增长贡献的原因之一。

近期出现一种新的衡量经济再平衡的方式，即考量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情况。 消费对GDP的贡献由两个因素决定，即消费自身的增长速度以及其占GDP的比重。数据显示，消费一直是我国GDP增速的重要组成部分。

消费是否持续增长取决于：(1)整体经济的增速。(2)劳动力的贡献占GDP的比重。(3)储蓄行为。尽管近年来GDP增速放缓，但我国家庭消费占 GDP比重却稳步上升。当然，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可能意味着即便收入迅速增长，消费也不会随收入同步增长（这就是著名的“迪顿悖论”）。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高储蓄显示鲜有家庭认为未来数十年的收入能确定保持持续高增长，中国消费者可能仍在等待经济进入稳定增长周期才开始放心消费。

总而言之，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消费已占较大的比重。与2014年同期相比，2015 年前三季度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 58.4％，但为何还有观点认为中国消费疲软呢？有人认为消费应对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而投资的贡献度则应减少。但我们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因为目前发展阶段的中国仍需要大量投资。

中国是否投资过度？

理论与实证经验表明，投资会带动经济增长。我国较高的储蓄率支撑了国内投资，从而通过提高劳动力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GDP——这两者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来提升生产率。

虽然所有的经济体都能通过这一方式来增加其资本存量，但该方式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劳动力的人均资本存量决定了新增投资的边际收益，随着人均资本存量增加，新增投资的边际收益将会递减。鉴于我国目前的劳动力人均资本存量仍相对较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增加投资仍有助于提高劳动力人均生产率。

存量资本也会因为折旧而减少。这一过程就如固定资本存量的“消耗”，即生产过程中机械和设备的磨损，如果将资本的定义放宽的话，还可将环境的消耗，以及对劳动力市场新工人的培训成本包括进去。

若一国的净投资率为正，则人均 GDP会增长，并继续维持这一状态直到投资流与折旧在长期某个“稳定阶段”达到平衡。届时，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源自技术创新。

我国尚未进入上述阶段。鉴于劳动力人均资本存量水平较低，我国仍需更多的投资。中国距离达到收益递减或折旧完全抵消新增投资的临界点还很远。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是一个流量指标。从任何计算资本存量（即累计投资）的方法中都会发现我国大部分资本是在过去几年累积起来的。

最后，如果认为我国的投资过度，那么其参照标准是什么？若生产率持续增长，则理应带动资本边际产出的增加，吸引外部资本的流入。理论上，我国目前应通过借贷来支持高投资率，但现实是，我国国内的储蓄一直高于投资，这意味着我国正向其他国家输出资本。

正如我国不同省份间的消费存在显著差异，投资率也是如此。当下的人均 GDP与以往的平均投资率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这也是标准经济理论所指出的——投资会驱动人均GDP的增长。

此外，相关数据还显示目前富裕省份的投资率低于落后省份。在人均GDP较高地区，由于资本存量已经较为可观，投资占GDP比重正逐渐下降。因此，中国实际上正在经历着再平衡，但只是观察国家层面的数据并不能加以辨别。

分析储蓄与投资间的差异有助于了解中国各省市间的“贸易平衡”。部分地区（主要是最贫困地区）的投资远远超过储蓄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一体化。一体化降低了内部交易成本，并使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成为可能。国内的“失衡”状况由此可得以持续——这并非坏事，因为这一情况可让贫困地区获得更多的投资，人均GDP也能更快实现赶超。

实现更多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标而非增长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过去3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由投资驱动的，以及背后支持其增长的高储蓄率。但是，储蓄率不会一直保持在高位。在国内高储蓄前提下，我国仍应坚持投资以提升劳动力人均资本存量。我国所特有的内部失衡决定了，若过早降低储蓄率，国外投资没有能力支撑我国保持所需的投资水平以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对于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人们需要耐心，而不应过早推动经济向消费拉动转型。

近年来，服务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这主要是内外需求同步下降导致制造业过度疲软的结果，而非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所造成的。刻意将产出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是不明智的——相反，中国需继续产业升级，提高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

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令人瞩目。继 2012年成为我国经济体中最大的产业后，服务业目前占我国GDP的比重过半。最近的“十三五”计划也提及：“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继续上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大幅提升。”

但这一特殊再平衡表象背后的驱动因素并非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而是工业部门的大幅下降所造成的。近几个季度，服务业受到金融业异常繁荣的推动，但这一增长不可持续。与2014年同期相比，2015 年前三季度金融服务业增长了17％，2015年初至三季度，金融业产出占GDP比重为8.7％。相较而言，美国及英国的金融服务业产出分别占其经济体总量的7％和8％。

同样，这并不一定是“好”的再平衡，因为服务业占GDP比重的上升更多是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外对制造业产出需求的周期性下降所导致的。假以时日，未来中国经济可能向发达经济体服务业驱动模式靠拢，但目前的转变并不是好消息。

正如过去数十年间各国的服务业占 GDP比重均有所上升，目前在中国的这一比重也呈上升趋势。然而，工业产出/增长/就业占比与GDP增速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清晰。就GDP的支出端而言，或许并不存在服务业与工业产出的单一“最优”组合。

产出的结构会根据国家层面的一系列特定因素（如技术与人力资本水平）而有所不同。发达经济体有减少制造业依赖的趋势，因为其较先进的技术使得资本替代劳动力，从而使产出和就业比例向服务业转移。

然而从经验角度来看，现代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快速持续增长多数情况下与工业化有关。数量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原因就是：一旦国内工资成本上升到一定水平，其制造业便无法沿价值链上移和参与全球竞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服务业产出或就业比重的增加是制造业空心化的一大征兆。这也是多数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面临的最大症结所在。

中国农村/农业劳动力数量仍然巨大，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赖于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转移的持续推进，因此工业在中国的地位依旧重要。工业实现劳动生产率的赶超速度相对服务业更快。生产率仍有较大的赶超空间——从而需要更多的投资。

需要明确一点，我们并不认为制造业较服务业更优越。第二产业（甚或农业）本质上也没有更高优越性——对于许多人来说，农业依旧意味着辛苦的体力活，因此由农业转向服务业也不失为一种解脱。

然而，过早转向服务业有工资水平快速超过实际生产率增速的风险。服务业占名义GDP比重的过快上升可能导致实际GDP增速的停滞，因为不少服务行业的生产率有固有的局限。因此真正的失衡其实是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率增速的不平衡。

从长远来看，先进技术有望推动劳动力再平衡，从而实现制造业以资本替代劳动力。同时，需要更多的教育以帮助劳动力向高附加值的服务业转移。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产业升级，而非推进面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

产业升级比再平衡更迫切

众所周知，中国出口部门的专长在于供应链的装配环节。这是我国参与全球化的自然结果，也能够充分发挥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比较优势。

虽已是老生常谈，但我国目前正处于重要十字路口，如果要继续赶超已实现工业化的亚洲经济体（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及新加坡），中国必须实现在制造业价值链的上移。这需要在机械设备的资本存量以及人力资本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

了解产业升级进展的一种方式是分析出口的国内与国外附加值。我国多数出口的国外附加值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便开始下降，这表明，曾经只能组装由其他地方设计和制造的零部件的中国，终将实现出口中内含的增值大部分由国内完成。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在收入差距的推动下，劳动力愿意由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就业由农业向制造业转移；这些变化往往由长期趋势推动（如技术进步）。通过劳动力市场改革等可让更多的人在城市定居的政策推行，将有助于加快这一进程。教育方面需加大投入，以使工人掌握更多技能和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向服务业的再平衡转型所起的作用并不大。

作者为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