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信刚／文
印度是一个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人口已经超过12.6亿，它是印度教和佛教的发源地；中国人的信仰以及建筑、雕塑、音乐、舞蹈、武术等都受到印度很大的影响。中国和印度隔着喜马拉雅山脉，分别是东亚和南亚最大的国家。对这样一个和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大多数中国人却感到陌生甚至神秘。
印度人对自己的文化从来没有像中国“五四运动”那样加以否定，对外国习俗的借用也颇有选择。它不像今天中国的一些“时尚”人物那样，把一些在西方也不很普及的节日硬要搬到中国。
19世纪末，印度上层精英从事宗教改革和文学革新蔚然成风，这反而增强了印度人的民族主义。中国知识界大都熟悉的诗人泰戈尔就极力主张汲取其他民族的文化作为印度文化的养分；他认为印度文化有自己的韧性与活力，不会因为与其他文化接触便要被冲击到承受不住。这种信念来自他的判断：印度文化自身有一个拒绝断裂的倾向。
泰戈尔曾预言，100年后的今天，印度绝没有因为接受了西方而失去自我。
近几年来，尽管全球经济复苏之路仍不平坦，但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则从2013年的5％，一路攀升到最新财年的7.5％，印度经济表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印度财政部高官杰扬特·辛哈信心满满，印度已经准备好从中国手中“接过全球增长的接力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预测，印度经济增速将在2016年超过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中国。
作为经历痛苦转型和改革中的中国，当下更需要收拾怀抱，开眼看世界，借鉴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改革经验，对世界和自身的发展路径保持清醒的周旋和抉择。
——编者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也是有5000年历史的古国。中国和印度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当今仅有的两个足以称为“文明体系”的国家。
几千年来，尽管隔着喜马拉雅山，中国和印度的交往不断。在物质文化上，中国给了印度丝与茶，印度给了中国棉与糖。
在精神文化层面，中国是入超国。印度传来的佛教影响了1000多年来中国人的宇宙观和生死观；各种佛教艺术丰富了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和舞蹈；印度的各派哲学思想和瑜伽术也渗入了中国的哲学和养生之道。
半个世纪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预见“亚洲世纪”的到来。早于汤因比的预言，印度独立前夕，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一次独家访问中曾对中央社驻新德里的记者说：“印度与中国携手，未来的亚洲就有了保障。”1949年，印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当年参与决定印度和中国人民命运的甘地、尼赫鲁、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早已作古；今天分别领导13亿与12亿人口的中印两国政府会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呢？
多年来关心中印关系，曾经七次访问印度的我，于去年12月21日在北京拜会了即将离任的印度驻华大使康特（AshokK.Kantha）先生，谈了将近两小时。康特大使十多年前担任印度驻香港总领事时和我屡有过从，所以这次谈话颇为轻松开放，触及许多话题。他同意由我整理并发表我们的谈话内容；本文是未经康特大使过目的文章。
中印同时崛起
康特大使和我一开始便同意，要讨论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必须要有尼赫鲁那样的长远眼光，认识到中印两国的关系不只对彼此极为重要，还要看到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为整个亚洲的未来定型。
我说，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很复杂的庞大国家，因此关系必然是复杂的。一般国家都会把自己的外交政策和行为区分成对大国的关系和对邻国的关系，而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则是既属于大国关系又属于邻国关系。
进入21世纪，中国和印度各自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快速发展，成为全世界两个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两国所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与邻国。
今后中印之间的关系可能有三种模式：（1）平行发展——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西方传媒就经常讨论不相同而又不互相借鉴的中印模式的“竞赛”；（2）恶性竞争——因为都是崛起中的大国，就有可能除了想赢，还为了防止对方赢而做损人利己甚至是损人不利己的事；（3）合作互利——应该是对两个亟待进一步发展的人口大国最有利的交往模式，在合作中彼此学习，必会出现“1+1>2”的情况。
两国的当政者、知识精英和媒体的取向将会决定未来几十年的中印关系。
康特大使回应说，“彼此隔绝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只有多接触，多联系才符合今天全世界供应链和市场彼此相连的现实”。他提出要“检视我们的生产和市场的联系是否坚实，是否可以更好地整合并连接双方的经济”。
他认为，印度和中国发展关系的支柱是“发展”;两国将为此建立较过去更为紧密的共同发展伙伴关系。
他还说，“在贸易、吸引投资和寻找国外资源方面有时是会出现竞争的”。“我们两国的同时崛起必须是在合作的方式下进行”,“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对方的利益、关切点和志向”；“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很难避免负面态度的出现，因而使我们无法充分发挥彼此合作的潜力”。
康特大使特别指出，“我们有将近2000公里的边境”，但是“我们对边界并没有一致的看法，这是我们之间不容忽视的歧异”。
在世界历史上，同时崛起的两个相邻的大国有16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16世纪－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法维帝国，以及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竞争的是海外殖民范围，后来由罗马天主教教皇为它们做了调解；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法维帝国是为了争夺两国之间的领土和对伊斯兰教的主导权，经过几次战争，各有胜负，结果双方都因受到了欧洲人的侵略而终止彼此对抗；英国和法国的冲突主要也是争夺海外殖民地，经过几次海上战争后，英国在全球的势力略胜，法国也没有大败；后来还是美国的崛起削弱了英国，德国的崛起制衡了法国。
无法想象，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拥有核子力量的人口大国如果不合作而起冲突，谁愿意并能够进行仲裁和制衡？
作为一位老练的外交官，康特大使特别提到了他对未来的正面看法：中国会在亚洲以至全球继续扩大影响；印度在许多国家聚焦下也有抱负扮演更大的角色；双方如果合作，就可以同时繁荣强大。
2005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的前后，康特大使正担任印度外交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司长。他回顾说，当时中方提出来要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印方人员为此展开了辩论。“有些人说，我们和中国还存在边界问题，在国防安全方面也有很大的疑虑，怎么可以把我们的关系形容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呢？”“我们其他一些人则认为，这正是我们用长远眼光采取战略观点的好时刻。注视双边关系固然必要，从全球大局看双边关系也十分重要。所以我们最后同意在温家宝总理2005年访问时建立这样一个关系。”
“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七八年来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是怎么发展的”,“总的趋势十分正面，尽管有时还是有些困难”。
目前，中国已经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习近平主席2014年9月访问了印度；莫迪总理在2015年5月也访问了中国。康特大使两次都是直接参与其事的印方官员。他说，两国关系发展得如此迅速和良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下了决心，“把发展作为两国关系中超越一切的优先考虑”。“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在当今的世界格局里，我们有机会塑造自己的未来。大趋势是世界的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而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曾经在人类历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国家同时崛起，标志着新的全球发展趋势。中国正在扮演一个较印度更大的角色，而这个角色还会更加重要。而在这个情况下，两国可以共同示范什么叫做发展，并且因而带出21世纪的特色”。
加强民间交流
中印两国之间的交流，既有精神文化交流又有物质文化交流，中国古人从印度学到了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等，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容，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商贸也丰富了两国的物质文化，从中国传入印度的除了丝织品以外，还有钢、茶、糖、花生、瓷器、桃、梨、石榴等等，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则有珠宝、菩提树、胡椒、茉莉花等。
中印关系虽然如此重要，两国民众中关心这个重要关系的人却很少。两国人民之间的认识也极为有限，甚至还包括许多谬误和偏见。
我认为，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和文化活力以及对印度关系的重要性和广泛性来说，中国的印度专家实在太少。以研究印度的历史、文化、语言、宗教和社会发展为专业的人数恐怕只是日本通或是俄国通人数的一个零头。另一方面，在印度的庞大人口中，对中国有深度认识并且通中文的人也是凤毛麟角。
康特大使也对这个现象感到十分遗憾。然而，他并不悲观。他的根据也很务实。
首先是双方人员的往来（包括游客）正在快速增加。其次，他认为过去阻碍大家往来的一些因素正在消失。再者，印度有许多吸引中国人的特质，包括各地风貌、宗教、艺术、瑜伽等。他说，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进行得不错，而且动量正在增加。据他所知，中国的许多城市里都有瑜伽中心，参加瑜伽班的人数相当多。“单是去年，我们就在27个中国城市举办了瑜伽活动的庆典；通过这一类的活动，彼此可以改变过去某些看法。”
他同时提到，印度政府为了方便中国公民前往印度旅行，已经从2015年7月起接受和发放电子签证。申请人不必亲身到大使馆或是领事馆，可以在网上办理申请。
相信这个方便中国旅客的新做法是对较早前中国释出善意的回应。去年6月，尽管边境问题尚未解决，中国宣布开放西藏边境，便利印度公民前往西藏南境内几个印度教的圣湖朝圣。国家交往和个人交往很相似，互相释出善意就会积蓄正能量。
为了积蓄更多的正能量，我建议，除了政府之间的对话，两国的学者、传媒、艺术家和其他专业人员也可以逐渐建立对话与合作机制，创造更多机会使这些民间人士能够互相认识，互相理解，互相欣赏。康特大使十分赞同这个建议。
促进经济合作
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稳定关系都需要几根支柱，而其中必不可缺的一根支柱是经贸关系。从中国的角度看，当前中国和印度的经贸关系发展得颇为理想，中国已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是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从事中印关系工作的人难以想象的大发展。
然而就在这个良好的势头里，也存在着一些棘手的问题。康特大使强调，“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于印度对任何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而且在逐年增加，这是完全不可持续的。”我想，这种情况应该不是中方刻意造成的，而是由许多主客观因素形成。尽管如此，对印度来说，这种不平衡的贸易关系的确难以持续，心理上也很难接受。
就人口、资源和经济发展层次而言，中国和印度是两个同质性比较高的国家，互补性并不十分强。另外，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都还不高，所以大部分人口的消费能力偏低。要找到一个缩减中印贸易逆差的方法并不容易。
然而，印度已经在努力发展制造业，希望让印度人口的勤劳与能力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MakeinIndia”（“要在印度造”；不是“MadeinIndia”，即“在印度造的”）是印度本届政府建立的目标，希望能够善用印度的人口红利，让大量劳动人口学习到适当的技能，大力发展印度的制造业。中国已经是不争的“世界工厂”，可是中国的劳动成本和生态环境使许多传统制造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既然印度正在吸引外资，某些中国的制造业似乎可以转到印度去。康特大使提到，“印度欢迎中国公司到印度开设工厂”。
印度的信息产业相当发达，尤其是软件的开发。最近印度政府提出来“DigitalIndia”的计划，希望印度能多制造信息产业的硬件。这方面又是中国的强项，因此中印两国在信息产业上的合作是完全可能的。
过去30年，在中国高速发展中最明显的成就之一是基础设施的增加与改善。从公路、铁路、海港、飞机场到发电厂，中国已经积蓄了可贵的人才与经验。相对于中国，印度的基础设施要落后许多，因此两国合作增加与改善印度的基础设施绝对是一件互利互惠的好事。
此外，我知道，印度12亿人服用的药物主要是在印度制造的，而中国病患最大的负担往往就是进口药品的费用，所以这可能是印度一个有潜力的对华外销行业。另一方面，印度有不少设备一流，医生和护士水平也很高的医院，这些医院构成印度颇受欢迎的“医疗旅游业”。世界各国有不少病人都专门去印度治病，特别是做大手术和进行癌症治疗，因为印度这些高档次医院的费用比欧美国家便宜许多。
基于我在医疗方面的工作经验，我提出，印度与中国似乎可以在提供医疗和保健服务方面加强合作，在药品研发和医疗器械的研制方面互相交流，同时也可以为对方的从业人员就己方的专长项目提供培训。
对此，康特大使回应，中国和印度的确应该在这个对两国都很重要的问题上加强合作。印度的制药业相当齐全，有的公司自己研发新药（包括许多从传统的吠陀医学药品中提炼出来的药物），有的公司得到跨国公司授权生产在印度销售的药品，有的从事非专利药物的生产。这些药品（包括证明有效而安全的抗癌药物）都已符合美国FDA和欧盟的标准并且得到了注册，应该可以很容易就进入中国市场。它们会将有利于降低中国目前高昂的医疗成本。
但是他惋惜道，“但情形并不是这样”。他说中国药品注册的手续太过繁复和冗长。
更有甚者，康特大使再度强调，“要想减少目前已经无法维持下去的逐年增加的贸易逆差，尽管两国的某些行业有竞争，中国广大的市场应该对印度的产品和服务更加开放。”
管控边界问题
中印之间有大约2000公里的共同边界，分为西、中、东三段；三段都有争议。西段在新疆和西藏交界的阿克赛钦地区，边界彼方是印占克什米尔，争议涉及的领土约3.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海南省），目前几乎全部由中国控制；中段在西藏的阿里地区，涉及领土约2000平方公里（约两个香港特区），目前由印度控制；东段在不丹之东的西藏南部，涉及领土9万平方公里（约等于两个半台湾），目前由印度实际控制，而且印度已经在这里建立了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Pradesh）。
中国主张的边界是根据清代新疆和西藏的辖区界限；印度的根据是英国统治后期英属印度的界限（即西段的“约翰逊线”和东段的“麦克马洪线”;这两条边界线是由英国殖民官员当方决定，没有获得清政府或民国政府的同意，也从来没有知会中方）。印度独立后宣布接收英属印度的领土，以约翰逊线和麦克马洪线为界，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都拒绝承认。
1962年，中印之间爆发了为时近一个月的边境战争，中方在全线获胜；之后中国迅速归还了印度俘虏和俘获的武器装备，并且主动在东段从战前的边境后撤20公里，作为军事缓冲。
半个世纪以来，中印边界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不但是世界上两个大国的主权之争，涉及的领土面积也是全世界领土纠纷中最大的。
我和康特大使讨论中印关系，自然会触及这个敏感话题。
我表示，这个问题半个世纪以来都没能解决，而且当今中印两国都有许多亟待处理的内政问题，边界问题如此复杂和困难，似乎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何况，最终方案一定要双方都做出某些“退让”，而在两国都由强势领袖当政的今天，哪一方会愿意做出“退让”?
就此康特大使做了宏观、具体、正面、坦率的表述。为了节省篇幅，我把他的陈述归结为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边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互信。之所以至今仍未解决，显示互信不足，所以需要双方多做实质对话，多做战略沟通。
其次，双方都做了许多努力，一方面已经同意了达致最终边境协议的步骤和方法，另一方面也有协议，对目前边界状态作具体管控。这包括至今已有的18次谈判，同意了有关解决边境问题“三步走”的过程和五项具体协议。
其三，对于维护边境和平与宁静，已经取得了共同遵守的遭遇准则；这几年来没有发生暴力冲突或是不愉快事件，是令人欣慰的成就。
其四，边境的和平与宁静有着深刻的意义，印中两国如果要发展，就必须建立合作友好的双边关系，也就不能让边界事故为双边关系带来负面冲击。
其五，边界问题的解决最好快些，不要留给下一代人；一定要努力，即使不成功，无论如何也要保持边境的和平与宁静。
康特大使告诉我，上面说到的双方同意的”三步走”过程已经走了一步半。第一步是双方同意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限定和指导原则；第二步是要同意各自需要做出的调整领土的框架；第三步才是达成划定边界的协议。第一步已经取得成功，第二步还没完成；这项工作目前是由中方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印方的国家安全顾问AjitDorval领导，由包括文官、军人以及其他专家的工作小组进行具体谈判协商。
此外，康特大使透露，双方都意识到需要节制前线驻军的行为。因为双方士兵都会在己方认定的领土边境（也就是在对方宣称的领土之内）经常巡逻，所以必须为双方军人面对面遭遇时的应对制定一套“接触机制”。近年来没有出现过暴力冲突，说明现有的“接触机制”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机制要不停地改善，以便可以真正地管控已经有70年历史的边界争议。
最后，他乐观地回应我关于强势领导人不会愿意做出退让的看法。他说，既然当今两国的领导人都很强势，也许这是解决边境问题的好机会，因为他们比较有能力作出果断的决定，“不把这个难题留给下一代”。
理解“一带一路”
中国最近两年来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综合了中国的地理、历史、国际关系、地缘考虑、经济发展等因素的战略构想，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用浓墨重彩展现的大手笔！
我曾在本刊发表《大中亚与新丝绸之路》文章（见2013年9月3日《财经》），提及中国在未来发展中需要陆上和海上交通并重。不到两个月，“一带一路”战略就问世了，成为两年多来中国国内和国际上被频繁使用的新词汇。
无论是过去或未来，印度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联系都令它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中间段。因此，印度对“一带一路”怎么看和怎么想，对这个大战略的有效展开极为重要（相关报道见《财经》2015年第24期“印度怎样看‘一带一路’”）。
和康特大使对谈时，我特别请他谈了对“一带一路”的观感。
他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由习近平亲自领导的重要倡议；自从三年前宣布以来，它已经成为中国一个主要而优先的外交政策。但是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们需要有关这个题目的深入对话。”
基本上，康特大使表示他并不清楚这个倡议的意义是什么，包括些什么?“中国期待印度和其他邻国以什么角色，做些什么”？“至今为止，我们两国的政府还没有关于这个问题举行过深入的对话。所以我要说，‘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是关于你们接通外部的议事表。印度也有自己接通外部的议事表。”
但是他认为，“我们应该寻求各自不同的倡议之间的合作，以达到增效作用。”“我们应该设法寻求可以共同致力的领域，而不只是找背书。”
“我们采取务实的做法；这已经出成绩了。比如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我们是它的第二大持股人，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把它视为‘一带一路’下的分支项目。它是有57个国家参与的独立的机构。”
“另外，我们已经同意要共同建设一个孟加拉—中国—印度—缅甸（BCIM）经济走廊；这个计划比‘一带一路’倡议更早。四国的联合论证已经接近完成，那就让我们把这个经济走廊的建设分成几个特定的合作项目，开始建设”。“再说一次，这个项目也不需要成为‘一带一路’的一个分项目，因为它是四个国家的联合倡议和共同努力；让所有权属于这四个国家”。
康特大使把他和我对谈中最重的话留在最后。
“当我们检视‘一带一路’时，其中有些元素引起我们的关注。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被宣传为‘一带一路’的重点方向，我们对这条走廊难以接受，因为它触及我们的主权关注——它会经过印度认为是印度的领土。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充分讨论这个倡议，看我们在哪些具体领域可以合作。我们会采取务实的态度，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彼此的敏感性。”
期待亚洲世纪
从19世纪开始，就有一些欧洲学者预言西方终会没落，一如中世纪之后的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各国逐渐被欧洲超越。1950年，美国一国的GDP就占全世界GDP的50％；当时中国和印度还没有人口和生产额的可靠统计。
另一方面，直到工业革命前夕，中国和印度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有学者估算，18世纪以前中印两国的GDP合占世界GDP总值的60％左右。今天中印两国的GDP总和只占世界GDP总值的18％，而两国的人口合占世界人口的35％。
这些数字表明，欧美虽然已经不再鹤立鸡群，独领风骚，汤因比预言的“亚洲世纪”也还没有真正诞生。亚洲何时以及是否能够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组织上超过欧美，目前还难下定论。可以确定的是，亚洲各国和欧美各国的差距正在缩小而不是扩大。
更加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中国和印度因为领土纠纷或是任何其他原因相互为敌，这两个亚洲最大和最强的国家以及和它们邻近的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都将失去在安定中发展、在繁荣中生活的机会。
“印度与中国携手，未来的亚洲就有了保障。”这句尼赫鲁在1946年说的话确实值得所有印度人和中国人深思，不要让自己和子孙失去几百年才来到的机会。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名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