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国家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合理综合性战略，包括采取措施消除公共和私人投资障碍，从而解决总需求问题。此外还将包括强化民间投资激励机制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及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和潜在破坏性收入不平等的包容性议程

寻找增长战略

迈克尔·斯宾塞/文

2008年，我有幸领导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报告，更新了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可持续增长模型的知识。当时像现在一样，有一点非常清楚：支持数十年高增长、结构转型、就业及收入上升和贫困显著下降的政策相辅相成。　　首先是高水平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在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占GDP总额的30％或以上。其中公共部门（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经济的知识和技术基础）投资处于5％－7％之间。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互补：前者通过提升后者的回报率，实现其投资水平的提升。

私营部门的国内外投资受到一系列其他因素影响，其中包括劳动者技能、产权安全性及相关法律制度、经商便利性（如创业所需的时间和手续，以及避免劳动力、资金和原材料等产品要素市场陷入僵化）。

首先，稳定对投资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包括有效灵活的宏观经济管理和政治有效性和连续性。反过来，对经济增长和合理连贯改革议程的不确定性，都会对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可持续发展战略第二个常见要素，是靠国内储蓄支撑相对较高的投资水平。大幅依赖外部储蓄（比如经常账户赤字居高不下）似乎结局不妙，会导致债务危机和重大增长停滞。

贸易投资领域对全球经济开放同样至关重要。比如，外国直接投资就是传播和学习全球技术及专有诀窍累积存量的重要渠道。投资涌入全球供应链环节建设，导致出口竞争力随之提高。

资本账户的问题相对复杂。一般而言，成功发展中经济体能够防止过度波动，包括外部冲击或不平衡，以及过度依赖外国投资造成的过度波动。此外，最成功的国家调控汇率使其适应自身生产率增长，组合采用资本管制、货币政策、储备积累或缩减等方式。货币高估和低估同样会造成负面影响，但持续高估会给稳定和增长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最后，包容性是发展战略成功重要的组成部分。系统性地将某些群体排除在外的发展模式，必然会丧失政治和社会凝聚力，并最终失去对该发展战略的支持。相比之下，只要不是过于极端或由腐败及市场准入特权等因素导致的收入不平等，都会被理解和接受。提供像教育和医疗那样的高质量基础服务，被视为机会平等和代际流动的关键因素。

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可以对全球经济目前的增长模式及其组成部分进行评估。

首先，公共部门投资普遍达不到恢复及保持增长所需的标准，这种情况部分归咎于过度负债国家的财政限制。除了违约，削减主权债务过多的正常方式是名义增长。但以增长为导向的政策缺位，货币政策无能为力，且通胀普遍低于目标值。而且大概因为与风险激励相关的融通渠道堵塞等限制，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中的海量储蓄一直未能在公共领域成功实现大规模配置。

但私营部门投资同样低于维持增长所需的水平。造成现状的因素包括总需求不足、政策及法规议程高度不确定，以及对中国等全球增长关键动力越来越普遍的怀疑。此外，根据相关经济体自身状况，税收改革停滞和政策造成的产品及要素市场结构僵化正在造成负面冲击。

在包容性问题上，近期诸多有益分析重点探讨技术驱动的供给侧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变化，以及全球化导致变化较慢的供给侧教育和技能错配等问题。工作两极分化和收入不平等是上述因素造成的结果，这不仅对最终需求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削弱了个人和家庭对于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能力。

简言之，恢复国家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合理综合性战略，包括采取措施消除公共和私人投资障碍，从而解决总需求问题。此外还将包括强化民间投资激励机制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及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和潜在破坏性收入不平等的包容性议程。到目前为止，这样的全面发展战略几乎毫无例外已经彻底缺失。

如果这样的战略不仅能得以落实，而且能够在主要经济体之间实现同步，那么通过贸易的积极国际溢出效应将放大各项战略；如果没有上述举措，那么人们最多可以预见长期增长低迷不振，长期低利率及通缩环境可能加剧杠杆，导致下行风险累积。更坏的结果是，造成政治和社会凝聚力进一步恶化，而政治和社会凝聚力是有效政策应对的基础。真到那时，我们就将落入停滞陷阱很难摆脱。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