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霍斯特·特尔切克/文

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数亿人因此丧命。1945年，几乎在“二战”结束的同时，又出现了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与东方共产主义国家对峙的所谓冷战。这一长达数十年的东西方冲突，伴随着军备竞赛、经济制裁、政治孤立、高墙和铁丝网。而所有这一切，在25年前出人意料地结束了。没错，结果是革命性的。

德国统一成为可能，得益于国际政治领域之前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1967年，北约出台所谓《哈默尔报告》，战略出现转向，即面对华约集团，不再对抗，而是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代之以对话与合作政策。安全与缓和政策从此被视为不可分割。

尽管苏联在1968年8月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但在这一新信条的基础上，著名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前身）进程并未中断，并最终于1975年8月在赫尔辛基签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如何通过共同的缓和政策塑造未来，是这一东西方共同签署的文件所包含的重要原则。

当然，挫折也曾出现。1983年，美苏在日内瓦关于削减中程核导弹的谈判失败，新的冷战阴云开始笼罩。然而，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担任苏共总书记后，苏联重启与美国的对话和裁军谈判，并在随后几年促成了迄今为止影响最深远的裁军和军控协定。

国内政治促使戈尔巴乔夫启动深层次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并向华约集团的盟国许诺，苏联不再干涉它们的内政。随后，波兰和匈牙利出现改革，并最终波及所有华约国家。这些变化有一个共同的原因：经济与财政问题已经失控，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无法避免。

民主德国的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在1989年秋认识到，民主德国经济与财政已破产。1989年借道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邻国逃往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公民超过20万。统一社会党关于旅行便利化的新决议，导致了柏林墙的突然倒塌。

避免民主德国出现政治上失控的混乱并演化为暴力行为，是首先须要考虑的。另外，应对此负责的还包括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四个“二战”战胜国，它们对于德国作为整体仍然负有法律和政治上的责任。庆幸的是，四大国时任领导人，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苏联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均令人信服且富有能力。他们与联邦政府一起，致力于推动德国统一尤其以和平与和谐的方式进行。

对于德国的重新统一，联邦政府毫无现成的预案，即使有也都会是错的。1989年与1990年之交，主要的工作是为不同层面的决策做准备、与所有伙伴协调并立即落实。在双边层面，主要是联邦政府与不停变换的民主德国领导人以及四个战胜国政府的密集谈判。同时还有美苏两国的双边对话。而多边层面的谈判，则发生在两个德意志国家和四大国代表之间。联邦总理利用欧共体（欧盟前身）和七国峰会的机会，为苏联和华约集团国家募集经济援助。经其努力，北约在1990年7月的峰会上宣布：向华约集团国家伸出友谊之手。

柏林墙倒塌329天之后，1990年10月3日，德国和平地统一了。次日，联邦总理科尔在联邦议院宣布：“所有邻国对此都同意。德国历史上首次不再有敌人。”所有一切都和平地发生：德国统一了，欧洲的分裂结束了，欧洲也因此统一了。对抗的两极世界体系消亡了，新的世界秩序将要开辟。今天，我们称之为一个多极的世界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没错，这是一次革命，一次和平的革命，在1989年与1990年之交，没有一枪一弹。

1990年11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35国的所有国家和政府首脑在巴黎会晤，签署了《巴黎宪章》，其共同目标在于，建立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全欧洲和平与安全秩序，所有成员国能因此享有同样的安全。这是一种什么梦想！两次世界大战以降，对于整个欧洲以及北美来说，如此一个历史机遇首次出现。它的实现也将有助于中国和整个亚洲的和平。自那以来，我们浪费了许多时间、错过了许多机会，但是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不应放弃这个目标。

作者为慕尼黑工业大学教授，本文摘自《德国统一史》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