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拉德福德·德隆/文

评估美国经济过去40年的进步，几乎肯定会感到失望。从普通美国人的角度看，该国近三分之一的生产潜力被浪费在完全无助于增加真实财富的支出上，或是被2008年金融危机毁于一旦。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医疗管理支出的增长约占GDP的4％，过度医疗支出的增长约占GDP的2％。加拿大、英国和法国等国并没有步美国后尘，但在保证国民健康方面，它们做得不比美国差。

与此同时，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的支出方向从教育、公共基础设施和制造业转向为富人提供激励——大多是以减税的形式。与支出模式遵循历史趋势的情景相比，美国花在让富人更容易积累财富上的钱比以前多了10％，但实体和人力资本方面的公共支出削减额约占GDP的4％。

比如，40年前，美国将约4％的GDP花在金融上。如今，这一比例增加了1倍，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尽管财阀大言不惭地宣称，金融公司主管和其他CEO薪酬过度膨胀理所应当，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经营公司或配置资本方面比从前更有效率。相反，经济持续挣扎的大部分责任，倒是可以心安理得地怪在美国过度膨胀、功能失调的金融部门头上。

投资的重新配置常常是努力提振增长的结果。但是，不管你怎样扭曲基线或在基准上做文章，显然提振增长的努力失败了。事实上，对于负责决定美国经济进步的公共机构，过去40年的决策是不折不扣的失败。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直到1980年前后，这些机构显然都是世界级的。200多年来，美国政府在扩大机遇和培育经济增长方面获得了极大成功。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坚持推进工业和金融，到横跨东西海岸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教育的引入，美国政府的投资收到了极大成效。事实上，美国政府多次将美国经济带向人们心目中的未来产业，带来经济扩张和更庞大、更富裕的中产阶级。

直到相对较晚近的时候，情况才开始变得不妙。过去40年的政策没有带来更富裕的社会，只是造就了更富裕的精英阶层。

毫不奇怪，左翼和右翼意识形态对于是什么出了问题意见不一。左翼相当可信地批判了自由市场永远正确、决不能对它加以限制、其所奖励的永远受之无愧的思想。右翼则不那么可信地将美国衰落归因于美国（相对贫乏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存在和扩张。他们认为，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社会安全、低收入家庭所得税减免、失业保险和残疾保险等计划，使得美国成为索取者，而非创造者的天下。

在新书《实在经济学：经济增长和政策的汉密尔顿方法》中，我与合著者史蒂夫·科恩证明了问题甚至是更加根本性的。美国经济表现拙劣，不是拜某种意识形态所赐，而是因为让意识形态左右了公共政策。

意识形态在真实世界的目的不是提供理解，而是向其信徒提供面对复杂世界时的确定性。意识形态的成功不是因为给出有用的政策，而是因为让人们感觉舒服、幸福、笃定。

科恩和我指出，对于意识形态方法，有一种更好的替代方案：务实主义。不要寻找压倒一切的规则或宏大理论，而是要寻找可能起作用的东西，并据此制定政策。

我们用美国最善于根据现实调整政策的开国元勋的姓氏来命名这一方法，但在美国历史上，很多巨擘都曾采取这一方法：艾森豪威尔、泰迪·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林肯等美国前总统都将务实主义置于意识形态之前。

作为对流行文化的贡献，《实在经济学》一书显然不及嘻哈音乐剧《汉密尔顿》流行。但对于志在扭转美国经济的决策者而言，我们希望本书将在应对美国所面临的挑战方面提供急需的指导。

作者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家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