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凯旋／文

唐代士大夫多善谈禅论佛，精深的佛理既能提供思辨的训练，更可抚慰仕途的失意。积极入世的儒家与消极出世的佛教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士大夫儒释互补的传统。然而，这种出入进退的互补并不总是有效，尤其像柳宗元这样的思想家，屡遭贬谪仍念念不忘匡世济时，这使得他的诗歌始终有一种内在的紧张。

柳宗元自幼好佛，在唐代士大夫中，柳宗元的佛学理论可说是最高的一个，于当时各宗派皆有体会。初至永州时，他曾寓居天台宗的龙兴寺，交游也多为此派高僧，他又是个富有理性思维的人，因而尤重视理论性较强的天台教义，认为“佛道逾远，异端竞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

禅宗、天台、华严皆为中国化的佛教，其实质都是在宗教超越的前提下不弃绝现实人生。所不同的是，禅宗宣扬明心见性，强调主观的“无念”，不求义理、戒律和坐禅；天台宗则主张由定生慧，强调主观的“一念三千”，有不定有，空不定空。智《摩诃止观》：“如鸟飞空，终不住空。虽不住空，迹不可寻。”便是喻义这种不执着于空、有的天台中道观。万物因缘所生，在本体层面的观照是究竟空，在现象层面的感觉是分别有。对于始终“无忘生人之患”的柳宗元来说，这种教义是颇合其内心需求的。

柳宗元有一首咏龙兴寺的诗：“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显然就是取自《摩诃止观》的这个比喻。然而，诗歌毕竟是形象的艺术，所谓诗宜参禅味，不宜作禅语。柳宗元的《江雪》便是形象的显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从字面上看，这是一个孤独清高的世俗形象，但若以参禅视之，在飞鸟度空的无垠天地间，渔翁更似一个入定的主体，观照的是中观学说的寂灭非断，一个佛教世界的伟大寂寞。

唐代士大夫普遍喜以佛理入诗，精深的佛理赋予诗歌一种超越的境界，使得唐诗较前更有思想深度。这方面，禅宗的影响最大，其“无念、无相、无住”理论使士大夫获得了达观思维，讲究诗歌的韵外之致，境与意会。柳宗元的名诗《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苏轼认为此诗有“奇趣”，但末二句“虽不必亦可”。就是因为苏轼所奉为禅宗，讲求意在言外的意趣，而柳宗元所奉是天台宗，并不追求物我两忘的境界，故诗末终会显出一个“我”（渔翁）在。

由此也可理解，明代的胡应麟何以称《江雪》与王维诗比较，“便觉太闹”。王维崇奉禅宗，禅宗的直觉使得诗人有意识地追求“无我之境”，而天台宗的参悟则不避“有我之境”。宋代严羽论诗以“兴趣”为上乘，即指诗歌的“无我之境”。同时严羽又认为：“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这是因为，柳宗元虽游心佛学，但用世之心未灭。这种矛盾在现实中无法解决，从而使得他的诗歌往往是“有我之境”，表现出屈原式的孤愤。如《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破额山头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

此诗作于永州抑或柳州，不可确考。象县在今广西象州，潇湘既指作者贬谪之地，亦指屈原投江之处，如李绅《涉沅潇》就有“屈原死处潇湘阴”句。清人黄兴《唐诗摘抄》称：“言己为职事所系，不得自由，特托采苹寓兴，言欲涉采苹，而不得往，此意空与湘水俱深也。《离骚》以香草比君子，此盖祖之。”这里，柳宗元其实是以屈原自喻，所谓“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故尔会有“不自由”的忧愤。

值得注意的是，柳诗表现了中国文化中的两种自由概念，咏佛理关涉的是精神自由，其要义是欲望的放下；咏忧愤关涉的是政治自由，其要义是欲望的实现。这二者其实是不同的范畴，放下的背后是不能实现的痛苦，因而苏轼才会以《江雪》与晚唐郑谷《雪中偶题》比较，认为郑诗“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不过是“村学中诗”，远不及柳诗“有格”。显然，诗中“无我”或“有我”，乃是出于个体的才性，无所谓高下。重要的是，好的诗歌要见出诗人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纯粹的客观描写。

在含蓄蕴藉的中国诗歌主流之外，还有另一个主流，那就是屈原、司马迁所提倡的“发愤”诗学，而柳宗元便是属于这个传统。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