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韵外之致

2016-03-22 11:43:21

□ 景凯旋/文

唐代士大夫多善谈禅论佛,精深的佛理既能提供思辨的训练,更可抚慰仕途的失意。积极入世的儒家与消极出世的佛教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士大夫儒释互补的传统。然而,这种出入进退的互补并不总是有效,尤其像柳宗元这样的思想家,屡遭贬谪仍念念不忘匡世济时,这使得他的诗歌始终有一种内在的紧张。

柳宗元自幼好佛,在唐代士大夫中,柳宗元的佛学理论可说是最高的一个,于当时各宗派皆有体会。初至永州时,他曾寓居天台宗的龙兴寺,交游也多为此派高僧,他又是个富有理性思维的人,因而尤重视理论性较强的天台教义,认为“佛道逾远,异端竞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

禅宗、天台、华严皆为中国化的佛教,其实质都是在宗教超越的前提下不弃绝现实人生。所不同的是,禅宗宣扬明心见性,强调主观的“无念”,不求义理、戒律和坐禅;天台宗则主张由定生慧,强调主观的“一念三千”,有不定有,空不定空。智《摩诃止观》:“如鸟飞空,终不住空。虽不住空,迹不可寻。”便是喻义这种不执着于空、有的天台中道观。万物因缘所生,在本体层面的观照是究竟空,在现象层面的感觉是分别有。对于始终“无忘生人之患”的柳宗元来说,这种教义是颇合其内心需求的。

柳宗元有一首咏龙兴寺的诗:“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显然就是取自《摩诃止观》的这个比喻。然而,诗歌毕竟是形象的艺术,所谓诗宜参禅味,不宜作禅语。柳宗元的《江雪》便是形象的显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从字面上看,这是一个孤独清高的世俗形象,但若以参禅视之,在飞鸟度空的无垠天地间,渔翁更似一个入定的主体,观照的是中观学说的寂灭非断,一个佛教世界的伟大寂寞。

唐代士大夫普遍喜以佛理入诗,精深的佛理赋予诗歌一种超越的境界,使得唐诗较前更有思想深度。这方面,禅宗的影响最大,其“无念、无相、无住”理论使士大夫获得了达观思维,讲究诗歌的韵外之致,境与意会。柳宗元的名诗《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苏轼认为此诗有“奇趣”,但末二句“虽不必亦可”。就是因为苏轼所奉为禅宗,讲求意在言外的意趣,而柳宗元所奉是天台宗,并不追求物我两忘的境界,故诗末终会显出一个“我”(渔翁)在。

由此也可理解,明代的胡应麟何以称《江雪》与王维诗比较,“便觉太闹”。王维崇奉禅宗,禅宗的直觉使得诗人有意识地追求“无我之境”,而天台宗的参悟则不避“有我之境”。宋代严羽论诗以“兴趣”为上乘,即指诗歌的“无我之境”。同时严羽又认为:“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这是因为,柳宗元虽游心佛学,但用世之心未灭。这种矛盾在现实中无法解决,从而使得他的诗歌往往是“有我之境”,表现出屈原式的孤愤。如《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破额山头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

此诗作于永州抑或柳州,不可确考。象县在今广西象州,潇湘既指作者贬谪之地,亦指屈原投江之处,如李绅《涉沅潇》就有“屈原死处潇湘阴”句。清人黄兴《唐诗摘抄》称:“言己为职事所系,不得自由,特托采苹寓兴,言欲涉采苹,而不得往,此意空与湘水俱深也。《离骚》以香草比君子,此盖祖之。”这里,柳宗元其实是以屈原自喻,所谓“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故尔会有“不自由”的忧愤。

值得注意的是,柳诗表现了中国文化中的两种自由概念,咏佛理关涉的是精神自由,其要义是欲望的放下;咏忧愤关涉的是政治自由,其要义是欲望的实现。这二者其实是不同的范畴,放下的背后是不能实现的痛苦,因而苏轼才会以《江雪》与晚唐郑谷《雪中偶题》比较,认为郑诗“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不过是“村学中诗”,远不及柳诗“有格”。显然,诗中“无我”或“有我”,乃是出于个体的才性,无所谓高下。重要的是,好的诗歌要见出诗人的思想感情,而不是纯粹的客观描写。

在含蓄蕴藉的中国诗歌主流之外,还有另一个主流,那就是屈原、司马迁所提倡的“发愤”诗学,而柳宗元便是属于这个传统。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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