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努里埃尔·鲁比尼/文

最近我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我们又将陷入2008年那样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衰退吗？我的回答直截了当：不会。但最近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可能比2009年以来的所有波动和避险时期都要大，这是因为目前至少有七大全球尾部风险源助长波动性。

首先，对中国硬着陆及其可能影响股市和人民币币值的担忧卷土重来。与硬着陆相比，中国更有可能发生“颠簸”着陆，但投资者的担忧并未就此平息，因为增长减速在持续，资本外逃也没有停止。

其次，新兴市场麻烦重重。它们面临全球不利形势（中国经济减速、大宗商品价格超级周期结束、美联储退出零政策利率）。许多经济体存在宏观失衡，如经常项目和财政双赤字，并面临通胀抬头和增长减速。大部分新兴市场没有实施结构改革以提振停滞的潜在增长。而货币疲软抬高了过去十年所累积的美元债务的实际价值。

第三，美联储2015年12月退出零利率政策可能是个错误。增长疲软、通胀降低、财政状况收紧正在威胁美国的增长和通胀预期。

第四，许多酝酿多时的地缘政治风险一触即发。也许最紧迫的不确定性源头是中东地区势力，特别是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和什叶派的伊朗之间可能爆发长期冷战——通过代理冲突进行。

第五，石油价格下跌引发美国和全球股市下跌，扩大了信用利差。考虑到中国、新兴市场和美国的增长放缓，这也许意味着全球需求疲软，而不是供给增加。疲软的油价还威胁到美国能源生产商，并带来净能源出口经济体、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国有企业和能源企业的信贷损失和潜在违约。监管者限制做市商提供流动性并吸收市场波动，因此每次基本面冲击都会造成更剧烈的风险资产价格修正。

第六，由于2008年后实行的新监管措施，可能破坏遭到挑战的业务模式的金融技术崛起、负利率政策日益广泛使用、不良资产（能源、大宗商品、新兴市场、脆弱的欧洲公司借款人）信贷损失加剧，全球银行饱受回报率低企的挑战。

最后，欧盟和欧元区可能成为2016年全球金融动荡的风暴眼。欧洲银行正在遭遇挑战，移民危机可能导致申根协议解体，并导致德国总理默克尔政府下台。

此外，英国退出欧盟的可能性日增。希腊政府及其债权人再次形成对峙，希腊退出的风险可能卷土重来。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正在整个欧洲得势。因此，欧洲分裂风险日增。最糟糕的是，其周边也不安全，不但中东饱受战火蹂躏，乌克兰也是如此，俄罗斯在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的欧洲边境虎视眈眈。

过去，尾部风险偶然性更大，增长恐慌仅仅是恐慌，政策应对强力有效，因此，避险时期都比较短，资产价格很快就可以收复前高甚至再创新高。而如今，有七大潜在全球尾部风险，全球经济也正从扩张不力（正增长加速）转为放缓（正增长减速），这将进一步拉低全世界风险资产（股票、大宗商品、信贷）的价格。

与此同时，结束和扭转实体经济与风险资产之间致命循环的政策日渐无力。由于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政策组合处于次优状态。事实上，货币政策正日益变得反常规，这体现在多家央行的负实际利率上，而这些非常规政策可能弊大于利，因为它们影响了银行和其他金融企业的盈利能力。

在经历了惨痛的两个月后，3月的金融市场可能迎来全球股票等资产的喘息期，因为一些重要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欧洲央行和日本银行）进一步宽松，其他央行（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也将继续保持宽松。但七大全球尾部风险源中的一些反复爆发，可能使得今年余下的时间——不同于过去七年——成为风险资产的凶年，致使全球增长萎靡。

作者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