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启跃 易晓/文

2016年3月3日，穆迪发布公告将中国15家银行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至负面，这是中资大型银行首次集体遭遇评级展望下调。评级展望下调主要与中国主权评级下调、银行潜在风险上升等因素有关。

研究表明，国际大型银行评级展望调至“负面”后，长期信用评级最终遭到降级的概率为60％，降幅在1级至3级不等，降级周期平均为18个月，短期内将造成股价的超跌，且评级每下调1级，将使债券融资成本提高21个基点，CD筹资成本提高15个基点。

我们预计，中资银行此次被下调评级展望后，其长期信用评级最终遭遇下调的概率较大，但幅度有限；评级下调对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中行和工行影响较大；同时，四大行未来发行的TLAC债券、CD以及债券融资成本将因此分别提升28.4亿元、18.8亿元和8.1亿元。

评级下调将对大型银行海外机构流动性和资本管理产生负面影响，建议充分利用评级展望下调的缓冲窗口期，加强风险防范、增强投资者业绩沟通和媒体公关，防止或延缓评级下调趋势；同时，做好评级下调预案，降低评级下调可能引致的声誉风险和成本负担。

穆迪下调中资银行评级展望的原因

穆迪对企业层面的评级分为长期信用评级和评级展望两个维度：长期信用评级是对信用主体当前信用状况的描述，评级范围从Aaa级至D级共22个级别，其中A3及以上的评级被称作“投资级”；评级展望是从中期角度对信用主体未来评级走向的判断，分为“正面”（Positive）、“负面”(Negative)、“稳定”(Stable)和“发展”(Developing)四种状态，“稳定”意味着从中期来看，评级调整的概率非常小；“积极”、“负面”和“发展”则意味着长期信用评级向上、向下和不确定方向变动的调整概率较大。

2016年3月3日，穆迪将中国15家银行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至“负面”，其中包括12家商业银行和3家政策性银行。除集团层面评级展望遭到下调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8家银行共计38家附属机构的展望评级也由“稳定”调至“负面”。

此次调整只涉及评级展望，中资银行的长期信用评级并没有发生实际变化。目前，工、农、中、建四家中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长期信用评级仍维持在A1级，高于“投资级”2级。在公布评级的28家G-SIBs中仅次于北欧联合银行的Aa3级，整体水平较高。

中资银行遭遇评级展望下调尚属首次，下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下调。中资银行评级下调与我国主权信用评级调整直接相关。穆迪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首先，债务规模提高以及潜在上升的或有债务使财政收支情况持续恶化；其次，资本流出造成外汇储备持续下降，体现出政策、汇率以及增长的长期风险；第三，对政府通过改革解决经济失衡问题的能力存在疑问。

二是银行业潜在风险上升。在穆迪银行评级影响因素的分析中，除了包含主权信用评级中的经济实力、制度实力和潜在风险外，还包括信贷条件、融资条件和市场结构三个特质性因素的影响。穆迪认为，中国银行业正面临资产质量下滑的挑战，部分逾期天数超过90天的问题贷款未纳入不良口径，产能过剩行业和顺周期行业的资产质量存在较大隐患；中小型银行由于业务扩张较快将面临资本压力。

三是不排除西方国家出于政治因素的打压。当前，国际主要评级机构穆迪、标普、惠誉均来自美国、欧洲等发达市场，其评级立场容易受到意识的影响。作为重要的市场信号，评级对市场情绪和预期会产生显著影响。历史经验表明，信用评级调整具有顺周期特点，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评级机构大幅下调金融机构评级，加剧了市场动荡，扩大了危机的负面影响。当前，国内经济增速趋缓，股市、汇市的波动性较大，市场投资者的预期并不稳定，不排除西方国家想借用评级下调，配合在股票、汇率市场的操作打压中国经济。

总的来看，虽然媒体对穆迪此次下调中资银行评级提出了较多质疑，也不排除此次评级下调夹杂着政治因素的考虑，但从穆迪给出的理由来看，其有一定的合理性，应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

评级展望下调的影响——国际经验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先后有13家银行遭遇了18次长期信用评级下调，通过对这些评级下调的银行展开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负面”展望演化至长期信用评级下调的概率在60％左右。2008年3月以来，穆迪先后30次下调G-SIBs的评级展望至“负面”，其中有18次演化至长期信用评级的下调，平均的演进调整时间为18个月。

其次，评级下调幅度在1级至3级不等。2008年以来的18次银行评级下调中，下调1级的次数有13次，下调2级次数有3次，下调3级的次数有2次，概率分别为72.2％、16.7％和11.1％。

第三，信用评级下调后会导致股票价格短期内出现超跌。通过对长期信用评级下调前后5个交易日和前后15个月股价的超常收益进行计算发现，评级下调后5日内，股票价格会出现超跌，超额收益率较评级下调前低0.86个百分点。如果以15个月为时间窗口进行考察，并没有明显的超跌迹象，说明信用评级下降对股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

第四，债券融资成本提高。通过对2008年以来遭遇长期信用评级下调的G-SIBs进行研究后发现，长期信用评级每下调1级，债券的融资成本会因此提高21.27个基点。

第五，CD融资成本提高。假设其他影响CD融资成本因素不变，研究发现CD的期限每增加1年，融资成本将提升20个基点；评级每下调1级，CD融资成本将提升15个基点。

第六，CDS溢价小幅上升。评级下调表明银行的信用风险上升，债权人为对冲此风险而购买的CDS溢价将有所扩大。2012年6月，穆迪将摩根大通的长期信用评级下调2级，此后的15个交易日内，摩根大通的五年期CDS溢价上升了14.6个基点；2015年5月，汇丰控股的长期信用评级被下调1级，此后15个交易日内其五年期CDS溢价上升了6.5个基点。

中资银行展望评级下调的评估

基于对展望评级下调历史经验的梳理，对于中资银行的前景我们得出以下几方面的判断：

第一，长期信用评级下调为大概率事件。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中国主权评级负面展望短期内难以改善；与此同时，银行业利润增速趋缓、不良贷款攀升，我们认为大型银行长期信用评级下调的概率较大，概率在60％左右。

第二，评级下调幅度应不大，很有可能是1级。虽然宏观经济增速下滑、银行盈利和不良贷款压力有所加大，但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吸收能力较好，资本和拨备水平较为充足，遭遇大幅下调的概率不大。根据历史经验，下调1级的概率较大（72％左右）。

第三，评级下调可能会使中资银行丧失在大型银行评级中的比较优势。当前，27家拥有穆迪评级的G-SIBs中，有3家银行是前景积极的，具有升级的可能；同时，美国银行业整体表现较好，将来升级的概率也较大。

如果综合考虑以上变化，评级下调后，中资银行的评级排位将由第2位降至第10位，比较优势有所丧失，如果未来1.5年内不良贷款快速上升，不排除将产生叠加效应。

第四，评级下调将使海外融资成本上升，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银行影响较大。如果穆迪长期信用评级下调，其主要会影响中资银行海外业务，对国内的业务影响相对较小。截至2014年底，中、工、农、建四大行海外资产占比分别为29.89％、9.31％、5.73％和3.70％，评级下调对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中行和工行影响较大。

具体来看，评级下调1级的影响如下：

1．TLAC债券发行成本提高28.8亿元。如果四大行按照现在海内外债券发行比例发债以填补TLAC资本缺口(4344.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78万亿元)，每年四大行将因评级下调多支付利息成本2.4亿元，12年的总金额达28.8亿元，其中工行、农行、建行的成本较高，分别为8.4亿元、7.2亿元和7.2亿元，中行成本增加6亿元。

2.四大行债券筹资成本提升18.7亿元。总体来看，四大行海外债券和国内债券的发行比例较为均衡。截至2016年3月22日，四大行海外发债总规模达8911亿元，占四大行总发债规模的49.9％。若评级下调1级，海外债券的融资成本将提升21个基点，融资成本将因此提高18.7亿元。其中，中行和工行成本增加最大，分别达6.6亿元和6亿元。

3.四大行CD成本将提升8.1亿元。海外市场是四大行发行CD的主要市场，截至2016年3月22日，四大行海外发行CD规模共计5412.8亿元，占已发行CD的94.4％。若评级下调1级，CD融资成本将平均提升15个基点（根据前文计算结果），那么如果想保持现有CD规模不变，评级下调将使融资成本提高8.1亿元。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成本增加规模最大，分别达2.9亿元和2.2亿元。

综上，评级下调将使四大行融资成本提高55.7亿元，工、农、中、建分别提高16.6亿元、12.2亿元、15.7亿元和11.4亿元。

政策建议

评级是描述机构健康经营的重要外部信号，中资银行应全面认识评级展望下调事件的后续演进路线及影响，做好应对：

（一）全面评估评级下调产生的潜在风险

穆迪评级的下调对国际化水平较高银行的影响较大，以下潜在风险值得关注：

一是海外息差水平将遭到压缩。信用评级下调会增加银行的海外融资成本，通过提高计息负债平均成本的方式对净息差产生不利影响。相较于国内业务，中资银行海外收入结构中对于利息收入的依赖度更高，且海外息差水平整体较低。海外净息差水平的下降无疑将对海外业务的盈利能力产生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

二是海外分支机构流动性管理压力加大。与境内主要依靠存款不同，中资银行海外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基于市场化的融资方式，如发行债券和CD。由于国内机构长期受到存贷比考核的限制，境内业务的流动性压力较小，期限错配情况并不严重。相比较而言，境外业务的流动性管理压力相对较大，绝大多数分支机构的存贷比都大于100％，期限错配和流动性管理的压力整体较大。评级的下调增加了流动性管理的成本和难度，海外机构获得长期稳定资金的难度和成本都有所提高，同时不排除会遭到拆入金融机构资金挤兑的风险。

三是海外分支机构的资本筹措能力下降。随着巴塞尔Ⅲ的实施以及FSB的TLAC政策的出台，中资大型银行的资本补充压力较大。压力不仅体现在集团层面，对于海外重要实体也将面临较大的资本缺口。我国大型银行的资本金的筹措对于国内市场依赖度较高（平均在90％以上），与国际大型银行平均30％—50％的水平存在不小差距。随着FSB推出TLAC要求，海外重要实体筹资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评级下调对中资银行整体的资本管理策略和资本成本都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采取多种措施避免或延迟长期信用评级下调

根据以往经验，评级展望出现“负面”到长期信用评级下调一般会存在18个月左右的“窗口期”。中资大型银行应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多措防止或延迟长期信用评级的大幅下调：

一是加强对各类风险管控，防止“黑天鹅”事件的发生。长期信用评级的下调往往伴随着重大的负面事件披露。当前，国际经济环境整体低迷，金融市场大幅动荡，各类风险集中爆发，如果出现经营决策失误就会给评级机构下调评级提供依据。应采取审慎的经营发展策略，及时处置各类金融风险，真实披露资产质量的信息，严控各类风险敞口，定期开展压力测试工作，不断夯实银行风险吸收能力。

二是高度关注可能导致评级下调的“预警”指标。银行长期信用评级下调前，一般会有“征兆”，如股价表现疲弱、主权信用评级遭遇下调、媒体的负面报道增多等等。应高度关注这些“预警”指标的异动，必要时应加强市值管理、强化与投资者的信息沟通，积极通过媒体渠道传递正面信息，避免评级市场的过度反应造成的不利影响。

三是有策略地对穆迪提出问题予以回应，防止惠誉、标普下调评级。就穆迪报告中指出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如不良资产压力、产能过剩资产情况等，对不符合事实的降级原因分析，应充分利用媒体渠道加强正面宣传。与此同时，应加强与投资者和评级公司的业绩渠道沟通，特别应加强与惠誉、标普的联动，通过稳定两家机构评级对冲穆迪下调评级的不利影响。

四是借助行业协会和政府监管部门发声。中资大型银行在加强自身与外界沟通的同时，也应借助行业协会和银行监管部门的力量为自己“正名”。应借助网络、报刊、杂志等渠道对穆迪下调评级事件进行分析与展望，并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前景作出判断。

（三）做好长期信用评级下调后的应对预案

如果中资大型银行的长期信用评级遭遇下调，应采取多种措施减小评级下调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是加强公司股票市值管理。评级信息公布后，股价短期内可能会出现超跌现象，由于香港市场不设涨跌幅限制，不排除股价会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应提前做好预案，加强降级信息公布后股价的市值管理。

二是调整境内外市场的融资比例。中资银行应合理调整境内外市场的融资比例，适当平衡境内市场发行债券和CD规模比例，通过跨境资金池运作的方式弥补海外资金不足和成本上升；从期限选择来看，评级下调会加大长期限负债品种的期限溢价，此时通过短期债券融资成本会更加低廉；在筹资安排上，建议在评级下调前进行充分的固定利率融资，这样有利于锁定低成本优势。

三是增加境外非金融市场资金渠道的拓展。基于金融市场的融资方式，如债券、股票、CD等对于机构评级的下降非常敏感，而远离金融市场的存款等方式对评级的反应相对滞后且较小，这些工具应是评级下调后中资大型银行重点依赖的资金筹措方式。相比较国际领先银行，中资银行海外资金来源中，核心存款的占比非常低，未来应着力提高这部分资金的筹集力度。

作者供职于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