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国庆/文

1991年，我进入北京大学跟随费孝通先生读博士。入学之后，即陪同费先生到湖南、湖北、四川交界处的武陵山区，沿着当年潘光旦先生走过的路线进行田野调查。费先生当时的研究思路大致有两条，其一是对民族与文化的思考；其二便是对武陵山区发展问题的思考。从武陵山区调查回来之后，费先生叫我到他的家中，拿出他新出版的《云南三村》并嘱我认真阅读。大家知道，《云南三村》的英文版是《被土地束缚的中国》（Earthbound China），这本书中主要讨论的是土地和人的关系。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人地矛盾，历史上中国人通过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等移民方式来解决人地矛盾。在当代中国也同样面临着人地紧张的问题，可以说，对人地关系的探讨仍是认识中国社会的重要切入点。如何将束缚在土地上的大量农村人口解放出来，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关注的重大问题。在费先生的研究中，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再到小城镇研究，始终贯穿着人地关系这一脉络。

费先生强调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对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了离土不离乡的“内发型发展”模式。在他看来，小城镇起到蓄水池的作用，推进乡村工业化，发展小城镇建设，是实现农村地区内发型发展的一条重要思路，同时也是将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根本途径。

离乡不离土

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的户籍制度对“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同时又根据户口和籍地的差异，进一步划分为不同户口所在地的人群。这种户籍制度构成一种制度性壁垒，限制了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农民被紧紧地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之上。直到80年代，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僵化的户籍制度才被打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群规模庞大的离乡又离土的打工群体，他们脱离农村、脱离乡土，进入到城市工业体系中谋求生存。

与离乡又离土的农民工群体大体同一时间出现的，还有一群离乡不离土的代耕农群体，土地和农业仍是他们的维生之本。越来越多的农民摆脱户籍的限制，进入到他乡的地域空间谋求生存，这种“外发型”的发展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费先生最初设想的内发型发展思路。

城乡之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大家关注较多的是与工业生产相联的农民工群体，而对于离乡不离土的，与土地打交道的代耕农群体一直关注很少。实际上，代耕农群体在当今中国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他们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体系里面，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如在中国广大的牧区，随着草场的承包，牧民没有能力经营大面积的牧场，这时候出现了很多代牧群体。当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的周边都出现“代耕农业圈”，代耕农在城乡之间的过渡带上依靠土地来维持生存。总之，在整个大农业的概念中，都出现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代理群体，这些人在农业领域从事经营活动，受现代工业的约束较小。

代耕农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农民谋求自身生存发展的一种选择，他们通过流动，将自身嫁接到异乡的土地上。代耕农离开故乡进入他乡，但与当地村民之间却始终存在着身份上的差异感，他们与当地社会存在着融而未合的问题。那么，他们如何在异地的社会空间中谋求生存？他们如何获得当地社会的成员资格？在异域的时空里他们的精神世界又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实际上，代耕这种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封建生产关系下的佃农、雇农都可以看做某种形式的代耕。但今天所说的代耕农，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和特定农业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珠三角地区大量代耕农的出现，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在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地区迅速进入工业化进程中，本地农民大多洗脚上田，进入工业生产体系，进而出现农田无人耕种的局面。当时，每个农户都承担着国家的公粮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本地村民急切地希望从外地引进劳动力来替他们耕种农田，替他们完成国家分配的公粮任务。与此同时，粤西、粤北山区，以及广西、云南等省份的山区农民由于土地贫瘠，人地关系紧张，正在积极向外界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二者相遇后一拍即合，于是就产生了今天令珠三角各地政府非常头痛的代耕农问题。

被遗弃的人群

目前，在珠三角地区的几个城市中都分布着大量的代耕农群体，其总人数在20万以上。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从原有的社会体系中脱嵌出来，但却并未融入新的社会体系之中，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处于“双重边缘性”的生存境地。珠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制度设计时也未能照顾到这个特殊的群体，代耕农似乎成为被遗弃在社会制度之外的人群。

近年来，随着土地价格的上涨和国家农业税的减免，当地人收回土地的要求意愿越来越强烈，代耕农与当地村民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代耕农问题演变成珠三角地区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在这个过程里面，代耕农群体成为一个典型的底层社会。他们一方面要谋求自身生存，另一方面要维护自身权益，而在谋生与维权的过程中，他们受到多重力量的支配。

黄志辉关于代耕农的研究（《无相支配：代耕农及其底层世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他围绕代耕粮农和代耕菜农这两个群体展开调查，阐释了“无相支配”下代耕农的生存境遇与生存策略。代耕农群体从嵌入到脱嵌，这个过程本身反映了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成员身份归属的不平等问题。对代耕农来说，他们虽是外来者，但在他们迁入之处即希望永久定居于此，他们的子女在代耕的背景下出生、成长，对他们来说，代耕之地就是他们的故乡。

然而，对代耕农来说，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以及他们的成员身份一直处于一种阈限状态，他们无法完全获得代耕土地的所有权，因此，他们也很难取得村落社区的成员资格。实际上，费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注意到农村的代耕问题，他在禄村调查时就曾注意到禄村存在“没有田的新户”，这些“外来新户得不到土地所有权，在所住的社区中只能当佣工和佃户”。在费先生看来，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中，得到农田是进入社区的重要资格。可以说，费先生的《云南三村》是探讨农村代耕问题的一个起点。

在传统农村社会，一直存在着“本村人—外地人”的差序。对内实行利益均分，对外则采取排斥和区隔，这种“内—外”有别的思维逻辑决定了作为外来的代耕农很难融入传统的农村社区。我们不能对“内—外”有别的思维逻辑进行简单的批判，对区域社会中成员身份的问题需要关联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对内道德—对外道德”来加以理解。

代耕农是一个处于工业社会中的流动群体，他有别于传统的村落研究，因此对这一群体的田野研究也具有很强的流动色彩。实验民族志的代表性人物马尔库塞（George E. Marcus）对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志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法，如追踪人、追踪物、追踪故事、追踪冲突等方法都是把握流动群体的有效手段。

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人类学所研究的人群业已成为一个流动的人群，而田野本身也成为一个流动的田野。在黄志辉调查结束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又到他的田野点进行追踪调查，发现他所研究的这两个区域的代耕农在急剧减少，代耕农曾经耕作的土地被改造成鱼塘或是大型的农业种植园，其附近的大片土地被房地产开发商征用建起楼房。在工业挤压下，代耕农不得不让出他们耕作的土地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其中的一些人迁入城市加入到工业生产体系，一些人则是迁往他处继续寻找土地。看来，这些“离乡不离土”的代耕农群体，不得不又“离乡又离土”，他们以后的命运又将如何，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