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和读者更好奇书名，常常问我，“看不见的观察”到底什么意思？既然是一本德国和欧洲的笔记、观察，何来看不见？

从笛卡尔以来的数百年间，人的观察已经从客体外部的所谓客观观察进入到了内部，然后反思、自反，正在经历着最有趣的深刻变化，直接观察，依靠看见，已经不足以建立我们的认识，也常常被人为遮蔽、依靠暴力和偏见隔离之外，被剥夺了观察资格。这比所谓的主体性的丧失恐怕更残酷。

以至于，我们的思考和批判，很大程度上都要转向看不见的观察，比所谓深度观察或者参与性观察更为直接：以直接行动投身其中，代替观察；在运动中理解社会变化。对我来说，可以从十几年前的一件亲身经历开始。

2001年6月初的一个深夜，在柏林东部洪堡大学，一座遗留着东德风格的体育馆里，席地卧着上百位公民。他们是从各地赶来柏林参加罗莎·卢森堡纪念日的左翼青年学生。作为政治学者，我也是其中之一。

突然的一声巨响，惊醒了刚刚酣睡的人们。有人从体育馆外面扔进来一块大石头，打碎了墙体玻璃。我还在睡袋里迷糊，没明白到底发生什么。这时有个德国姑娘快速俯身过来，在我耳边急速说道，“快醒过来，有新纳粹！”那位姑娘把消息递给周围的每个人，她身后便如人浪一般，一个个起身，弯腰，收拾睡袋。几分钟后，我们这些从全德各地赶来的活动分子穿戴整齐，背着背包，在暗黑的体育馆大厅静静等待。相互耳语后得知，有几个新纳粹分子试图袭击我们住宿的体育馆，为避免损失，组织者选择了撤离。

大家最终安全撤离，继续参加了随后几天的大会，这也是热那亚G8峰会前夕的动员大会。离别时，青年们纷纷互道“热那亚再见”！但是谁也没想到，一个月后的2001年7月20日，在热那亚街头抗议中，23岁的青年学生卡罗·吉欧里安尼被21岁的警察马里奥·普拉查尼查一枪爆头，随后该警察仍然开着陆虎警车倒车、前进。后来的庭审中，法医证明，在被警车两次碾压之前，卡罗·吉欧里安尼的心脏还在跳动。

此后十年间，从2001年到2011年，一连串的事态发展，将热那亚峰会那次“偶发事件”变成了欧洲抗争政治的转折点，并永远改变了欧洲社会运动的版图：卡罗·吉欧里安尼被害的“阿里蒙达广场”，由当地和国际的进步人士命名为“卡罗·吉欧里安尼广场”；2002年，纪念该事件的纪录片《卡罗·吉欧尼安尼》问世，并入围戛纳电影节。几乎同年，一个创立于1998年、主张托宾税的非政府组织ATTAC，拥有世界范围内近十万成员，该组织成员往往统一著黑色卫衫，出没在各次G8会议上，使用合法手段，向资本主义国家群体进行激烈示威。经历了1968年“五月风暴”和20世纪90年代“历史的终结”所带来的停滞，卡罗·吉欧里安尼的死，在欧洲重新点燃了社会运动的热情，也为2003年席卷欧洲的反战示威做了暖身。

回顾那个晚上自己的亲身经历，柏林东部一座旧体育馆发生的袭击，无数的插曲性小事件之一，某种意义上也可算是这件“插曲事件”的“前传”。其后，整整十年，我的学术关注焦点不再是选举、政党、议会和政客，而是行动、聚会、街头和社会。尽管在很多人眼里，可能庙堂之高才代表着政治主体或者政治过程，比如我早先曾做台湾研究并浸淫多年。不过大概也从那个时候起，在对台湾的研究中我发现，转型前在宝岛发生的各种抗争虽然残酷，但更有趣、富有生命，仿佛发生在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之中。以如此非主流的“亚政治”视角，看到的是一个或一群“他者”。而“他者”通常被排斥在保守的所谓主流之外，很容易被忽视，甚至被鄙视。对他者的观察也常常不受待见。

受到歧视的“他者”人群遍布我们身旁，与普通人无异，但却难以发出他们的声音，得到平等的对待，有时甚至被社会主流和虚伪道德强烈排斥。类似的情形包括残疾人、农业户口者，等等。而当市场经济足够发展之后，这个被歧视的“他者”并没有减少，相反还增加了，比如穷人、民工。

如此种种，社会秩序仿佛建立在日益增加的不平等的社会类别划分上，出身、财富、阶级、住房、座驾、面容、疾病，都可能构成遭致歧视的理由和被歧视人群的标志。同时，施加歧视的人群又因为其他理由，往往自身也是被歧视的对象。人们之间相互歧视，相互伤害，相互审查，相互剥夺了尊严和自由。

如此不平等的社会形态，有人称之为社会断裂，可见于几乎所有社会，却有程度的差别、持久性的差别。

《看不见的观察》，吴强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年11月。本文摘自该书序言，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