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 者

□ 马维/文

2016年3月31日，匈牙利作家、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Imre Kertesz）逝世，享年86岁。他是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这项“纪录”以后恐怕也无人能够打破了。

其实获奖之前，在文学圈外，凯尔泰斯并没有多大的知名度，即使在他的母国匈牙利，很多人也并不知道这样一位自称“奥斯维辛代言人”的作家。一个堪为证明的故事是：当凯尔泰斯·伊姆雷获奖的消息传来，很多匈牙利人涌向书店买他的书，结果，另一位和他一样姓氏的作家凯尔泰斯·阿考什的书，居然也被不明就里的读者抢购一空。

凯尔泰斯·伊姆雷，1929年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幼年父母离异，各组家庭。虽然是出生在一个已去犹太化了的家庭，使用的也是典型的匈牙利族姓氏，但在1944年，不满15岁的凯尔泰斯还是被投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又转入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直到1945年被盟军解放才重返布达佩斯，晚年移居柏林，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

从1946年起，凯尔泰斯在布达佩斯《火花》报社担任记者，从1953年开始，用他自己的话说，“因为意外”成为了职业写作者。在近50年的写作生涯中，凯尔泰斯出版的作品包括代表作《无命运的人生》《惨败》《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即“无命运三部曲”），中篇小说集《英国旗》《侦探故事》，此外还有《另一个人》《K档案》，以及日记体作品《船夫日记》等。他的作品篇幅都不大，作为全职写作者，实在算不上高产作家。

而在世人的印象里，如果说获奖之前的凯尔泰斯在文学界还多少有那么一点知名度，那也主要是源于他对奥斯维辛经验的不屈不挠的刻写。在瑞典文学院当年公布的获奖理由中，有一条就是“表彰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这显然是指他的这段与众不同的经历。确实，凯尔泰斯一生都活在对奥斯维辛的书写里。他说：“只要我想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总会想到奥斯维辛。无论我在思考什么，总要思考奥斯维辛。即便我所讲的（从表面上看）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实际上讲的还是奥斯维辛。”

同样是写奥斯维辛，凯尔泰斯和莱维这样的作家还不太一样。如果说后者常常是想从奥斯维辛的经验中探究出毁灭一个人的力量，凯尔泰斯的书写却显得更为晦涩。比如，在《无命运的人生》中，有大量关于集中营的段落，其中写到了这些地方的颜色、气味、声音，还有身处其中的人们对它投去匆忙一瞥时的印象。但集中营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小说中，被关押一年后回家的年轻人久尔吉（不妨看作是凯尔泰斯本人）面对亲戚和记者的苦苦追问，却始终坚持：“没有什么特别的。现在一切看上去都是集成的、已完成的、不可改变的、最终的、如此迅速、极其模糊的，也就是‘来了’。”而读者，在面对这种被当事人轻描淡写的“自然”的状态时，大概会突然冒出一种荒谬感。这一层与人之存在相关的根本性的荒谬，大概就是凯尔泰斯想向人们传达的奥斯维辛的重要经验之一。

还有幸福。很难想象，在奥斯维辛，人是可以拥有幸福的。但在凯尔泰斯笔下，这种幸福确实非常具体地存在过：“的确，当我环顾这个亲切的、沐浴在黄昏之中的广场时，当我环顾这条虽被暴风雨冲刷、但仍溢满了万千承诺的街巷，我顿时感到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我的体内积聚：我将继续自己根本无法继续的生活……假如下次再有谁问我的话，我要向他聊聊集中营里的幸福。”

凯尔泰斯曾用一种几乎愤怒出离的声音，抨击当时暴得大名的影片《辛德勒的名单》：“电影中那些没有涉及奥斯维辛深远影响的伦理道德问题的描写，我也认为是一种拙劣，因为根据它所表现的伦理道德，作为关键性的人——以及人文的理想——此时此刻竟然完好无恙地走出了奥斯维辛。”也就是说，奥斯维辛永远不会再现于人类历史。而凯尔泰斯作为亲历者和作家，不得不对这样肤浅的乐观主义嗤之以鼻：“奥斯维辛之后，没有发生任何可能铲除或抨击奥斯维辛的事件”，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大屠杀从来没有用过去时态表现”。

而这样一个固执地描写那段让人不快的荒谬经历的写作者，在如今这个时代，怎么可能看起来不落伍呢？尽管“奥斯维辛”仍是“显学”，但在很多人看来，研究是一回事，一个人反复唠叨自己的这段经历，似乎想让全世界都听到他说的，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后者多少会令人生厌。所以，不管凯尔泰斯私心怎么想，在这个世界上，他注定是孤独的。这种孤独，就如同他在《船夫日记》里说的：“喑哑，即真理……只有彻底的喑哑，才是上帝存在的时候。”

凯尔泰斯·伊姆雷，是这人间罕有的见证喑哑的孤独者，穷尽一生的努力，要记录下人类的荒谬命运，也要记录下那些勇敢承担命运重负的人留下的微弱的光。如今他自己在人世间的旅程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他西西弗斯式的追问，会不会也随之烟消云散呢？

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