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海洲/文

现在全球正经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2.0向3.0过渡，在此期间需要解决两件大事：第一，稳定全球汇率；第二，化解全球通缩压力。在这当中，中国应发挥相应的领导作用，借上海成功召开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和将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适时开启谈判，为将来签订稳定全球汇率的“上海协议”而努力，以期建立新的全球货币秩序；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实体经济，并联手其他国家共同化解全球通缩压力。

从国际背景看，我们现在可能正经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2.0向3.0过渡。现在，人民币汇率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国际问题。如果对全球环境没有清醒的认识，仅就中国现实分析中国问题，可能不够深入和全面。

“二战”结束后，美国替代了英国成为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领导者。在这之后的十几年里，布雷顿森林体系无疑为世界贸易和经济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但到1971年，由于美国国内经济增长疲软、对外战争等因素，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即黄金与美元脱钩（“尼克松震荡”）。此后，美国经济出现了严重滞胀：高通胀、低增长，全球资产价格也发生了巨大的波动。直到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新的全球货币秩序才逐步建立起来。

当时，美国经济的滞胀局面是怎么解决的呢？在汇率方面，通过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以日元、马克升值为代价，逐渐让美元与其他主要国家货币的汇率稳定下来。在通胀方面，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通过强力提高利率，控制了通货膨胀。从此，美国经济增长步入了黄金20余年。

1985年之后的全球货币体系事实上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0，虽然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但全球大多数货币仍与美元挂钩，只有西欧是一块自留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2.0几乎走到了尽头，正在向布雷顿森林体系3.0过渡。在新体系下，美元不仅与黄金脱钩，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独大，SDR可以承担更重要的作用。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布雷顿森林体系2.0的过渡花了12年（1973年到1985年），笔者预计，从2.0到3.0的过渡至少也要12年。如果以2008年作为元年，到2016年已经8年，未来几年需要解决两件大事：

第一，全世界主要国家的汇率必须稳定下来。人民币汇率已经不仅是中国的题目，而且是全球的题目。同理，欧元的汇率、日元的汇率等也是全球的题目。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龙头。人民币汇率必须与美元汇率、欧元汇率、日元汇率以及其他相关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汇率通盘考虑，全球共同协调。

今年恰逢G20峰会在中国举行，上海刚成功举行了一年一度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新的协议应该在二十国集团的框架下开启谈判，可以从上海作为起始点，或许将来可以达成“上海协议”。人民币汇率的策略必须在全球构架下探讨，与美元、欧元、日元以及相关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通盘考虑，积极利用与全世界相关国家的汇率谈判这一重要工具。

第二，必须解决全世界都面临的巨大通缩压力。上世纪80年代美国和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面临的是滞胀问题，高通胀、低增长，美联储的强力紧缩货币政策有效，需要沃尔克那样的强人来执行。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广大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是通缩压力，需求不足，不少国家杠杆率居高不下，经济复苏乏力，不可能靠美联储更大力度的继续宽松来解决问题。要真正解决全球通缩问题，需要全球主要央行联手行动，同时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供给侧改革与央行行动配合。

在通货紧缩的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增加需求，提升投资，影响理性通胀预期向良性方向发展。全球有可能实现央行与财政的有效配合，同时，央行和财政都还有不错的政策空间的国家和地区不多，中美两个大国是其中的佼佼者。

完成了这两件大事，才有希望过渡到布雷顿森林体系3.0。如果这两件大事都不能完成，或只能完成其中一件，那么我们或许将不得不继续在黑暗中行走，且可能走不出全球货币和金融系统的黑森林。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或许战争都难以避免。全世界主要国家的汇率必须稳定下来，并通过联手行动解决通缩问题，携手走出黑森林。

作者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