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尤婧/文

人力资本是微观个体能力建设及至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人力资本的概念既包括教育水平，也包括营养与健康状况，其中后者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尤为重要。随着经济持续增长，近年来我国儿童营养与健康状况得到显著改善，这些进步主要来自城市儿童营养水平的显著提高。我国农村地区儿童营养获取不足、健康水平不高的问题隐藏在农村区域发展、贫困发生率迅速下降、农户收入与消费支出显著增长的光环背后，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政府和社会的足够重视。

原卫生部于2012年首次发布的《中国0－6岁儿童营养发展报告》指出，农村地区儿童低体重率和生长迟缓率约为城市地区的3倍－4倍，而贫困地区农村又为一般农村的2倍。2010年我国贫困地区尚有20％的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

斯坦福大学罗思高等学者与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罗仁福教授发现，即使在东部与中部经济发展较发达省份，仍有12.8％的15岁以下农村儿童患有贫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9年－2010年在青海与云南进行的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项目显示，6个－12个月婴儿的贫血发生率平均高达50％－70％。假设上述研究学者的随机抽样具有全国代表性，那么我国农村将有1300万8岁－12岁的儿童和1000万婴儿受到贫血威胁。

儿童健康不容忽视

营养与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决定了其他方面的能力发展。国际学界的实证研究显示，儿童时期较低的营养与健康水平将极大损害成人阶段的收入创造能力、不利于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人力资本形成，从而使贫困状态在代际间进行传递，形成低营养与低收入水平相互交织循环的贫困陷阱。

基于2008年以来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与2000年－2004年在甘肃农村的抽样调查发现，16岁前的健康状况与其45岁后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儿童时期的低健康水平将在其成年后转化为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本，从而在长期内使人陷入贫困陷阱。

改善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儿童营养与健康状况、促进其早期人力资本形成，是使其在长期内能够摆脱贫困陷阱的重要方式，是我国进一步减少农村剩余贫困人口，实现国务院《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以人为本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于2020年彻底消灭贫困人口这一目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供给侧改善有困难

那么，在实践中如何有效帮助农村家庭，尤其是贫困地区家庭改善儿童健康状况？在提供儿童营养与健康服务的“供给侧”，一方面，国务院办公厅于2011年印发了《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开始由中央财政每年拨款约160亿元，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配给营养餐（每生每天3元），并支持地方试点。比如宁夏在2010年已开始“营养早餐工程”，给六盘山地区11个县的37万名农村义务教育中小学生每人每天一个熟鸡蛋。另一方面，2005年以来农村地区医疗保险的大规模普及也对提高农村儿童健康水平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但两方面的“供给侧”改革均有困难与局限性。对于前者，首先，贫困地区学校很少有食堂，大都由企业介入营养餐供应，从而可能导致食品安全难以保证。其次，营养餐大多为牛奶加鸡蛋的简单组合，营养成分相对单一。赵文莉等学者在陕西和宁夏的随机控制实验发现，“每天一个熟鸡蛋”并不能显著改善当地农村儿童的营养摄入水平，最有效的方式是直接发放常用维生素片。但有些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出于各种原因并不愿采用直接提供营养物质的方式。

对于后者，世界银行通过1989年－2009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发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并没有显著降低参保农户自付费医疗支出，反而由于医生和院方更加倾向于使用过于复杂高端的检查和药品，提高了参保人发生大规模医疗支出的金融风险，从而降低了参保人及时就医的比例。

卫生部2008年在31个省进行的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截至调查前两周内患病的农村人口中，有37.8％没有及时就医，其中24.4％报告的原因为无法承担医疗支出，这种情况在农村相对贫困地区的儿童身上更加明显。0岁－4岁与5岁－14岁农村儿童患病两周内就诊率分别为26％与9.6％。2000年－2006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显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显著“挤出”了农村家庭给孩子购买的私人医疗保险，这进一步不利于儿童健康状况的改善。

需求侧改善要同步

鉴于在现实中儿童营养服务的提供与医疗改革进程面临各种挑战与困难，我们不妨同时从改善儿童营养与健康的需求方，即农村家庭本身为分析的出发点，通过结合供给侧改革，帮助农村家庭进行更适当的儿童营养与健康决策。

笔者基于《甘肃省儿童与家庭调查》自2000年开始追踪的100个行政村共1500名9岁－12岁孩子的研究发现，可通过改变贫困农村家庭的金融约束与金融安排来改变其对儿童健康投入的行为决策，从而改善儿童营养与健康水平；同时可通过金融支持使家庭脱离贫困。这种“双赢”的局面可以通过政府提供正式的小额信贷，如长期以来覆盖范围广泛的农村信用社对借贷者非经济福利产生影响，通过发挥政策对需求方行为决策的塑造性，发挥政策的外溢性。

具体来说，上述在甘肃的追踪调查数据显示，农户通过正式小额信贷获得贷款后，一方面，其支付能力将会提高，从而更能保证孩子的营养与健康投入，即收入效应；另一方面，也更有能力应对在“供给侧”改革尚不到位时可能产生的大规模健康支出风险，即风险承受效应。上述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能够改进儿童营养与健康状况。但调研数据中有些借贷家庭更倾向于扩大农业生产或进入非农就业，从而使用更多的儿童劳动力帮助生产或家务，不利于儿童健康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提供正式信贷的同时，配套信贷使用、生计决策、营养与健康知识等方面的信息和指导或能真正实现“双赢”。

总之，我国农村儿童的营养与健康问题仍然严峻，尤其在持续遭受贫困地区易发生营养贫困陷阱。而微型金融作为新型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成为农民生产生活中重要的融资手段。在供给侧医疗与社会保障改革且面临诸多挑战与困难的过程中，可以考虑通过改进其他服务，影响需求方在营养与健康方面的行为决策，使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到农村人口，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包容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