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孙爱民

2016年5月24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下称国家防总）办公室发布通报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共有118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为近五年以来同期最多；江淮、江南、华南、西南等地连续出现了14次移动性强降水过程。

入汛以来，南方地区遭遇的暴雨“车轮战”就没有停止过。

暴雨在3月21日拉开序幕，4月份光临9次，5月有5次。部分地区降雨量已经突破历史极值。5月20日到21日，广东省信宜市成为“雨窝”， 6小时内，降雨量达429.5毫米，达到超二百年一遇。

还没进入“梅雨”季节，整个南方地区就被雨水淋了个透，其背后，是持续了21个月的厄尔尼诺诱发高压系统，叠加长期影响中国天气的副热带高压系统，双“高”合璧，致使南方频频大水漫灌。

虽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此次厄尔尼诺在5月底结束，可气象专家分析，厄尔尼诺对中国的影响有滞后性，这意味着暴雨还将在5月后继续“赖”在中国。紧接着，梅雨季又至，中国南方会不会发生1998年那样的洪水灾害？长江流域能否经受住此次大水的考验？面对极端气候频现，国内的城市能否避免“看海”景象重现？

厄尔尼诺横行21个月

南方地区传统的梅雨季节，是从6月份开始。为何今年雨情异常，从4月份便开启了多雨模式？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监测室正研级高级工程师、首席专家周兵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南方暴雨过程频繁出现，与持续了21个月的厄尔尼诺事件密切相关，“在菲律宾以西到南海一带激发出高压环流系统，叠加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上，使之强度异常偏强、位置持续偏南，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水汽向我国南方地区输送偏多，为强降水过程的频发提供了水汽条件”。

厄尔尼诺，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当该海区海水表面温度持续3个月以上，比常年同期偏高0.5℃时，就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当海水表面温度持续6个月以上，比常年同期偏高0.5℃时，则确认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这次是自1951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厄尔尼诺现象。

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本次厄尔尼诺事件自2014年9月开始发展，截至2016年5月已经持续了21个月，在2015年11月，海水升温达到峰值，偏高达2.9℃。

此前，近百年间仅发生过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即1982/1983年和1997/1998年厄尔尼诺事件。持续时间分别为14个月与13个月，海温比常年平均值偏高的峰值分别为2.8℃和2.6℃。

海水表面温度的变化，会使大气环流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全球的天气状况。前两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造成全球气候异常，导致全球粮食减产。1997/1998年厄尔尼诺事件次年，1998年夏季，发生了中国长江流域、东北地区流域性特大暴雨洪涝；1982/1983年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次年，1983年夏季，长江中下游发生严重洪涝，东北出现低温，黑龙江6月气温为1951年以来同期最低。

虽然，热带大气的响应没有前两次超强厄尔尼诺明显，但是叠加在全球气候变暖之上，此次厄尔尼诺的极端天气数量也丝毫不逊色，已经对中国的天气产生影响：目前，南涝北旱的状况还在加剧；2015年冬季，全国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五成以上，创历史最高纪录。还有一个异常之处，“截至目前，今年中国还没有一次台风发生”。周兵表示。

经过21个月后，进入5月，本次厄尔尼诺事件进入快速衰减过程。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资料显示，4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指数为1.1℃，较3月下降0.6℃。

然而，仍不能松口气。厄尔尼诺虽然走了，但并不代表其对全球气候影响的结束。周兵表示，“大气、气候对海洋的响应有滞后性，厄尔尼诺对中国天气的影响，也有滞后的特点。影响我国的东亚夏季风强度加大，种种因素叠加，更强、更多的暴雨可能会在6月至7月集中爆发出来。”

周兵对《财经》记者分析，从6月下旬到7月，这一阶段的防洪形势最危险。3月下旬开始的强降水，为可能的洪灾起了铺垫作用，汛期内降雨会增多，危害就会很大。“现在的防汛形势很紧张。”

会不会再现98洪水？

2016年的防汛形势不容乐观，这是气象学界的共识。持续的降雨，不禁让人想起1998年的大洪水，今年的中国会不会再度相约1998年式的大洪水？接近国家防总的一位专家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不仅民众担心，国家防总更是紧张再现98洪灾。

5月24日，国家防总办公室发布通报显示，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130毫米，较常年偏多23％，列1961年以来第2位。长江中下游水位持续上涨，汉口水文站水位在4月23日，突破历史同期最高水位。

周兵将夏季降水对南方的影响比作一场战争，“现在的降水仍处于集结阶段，6月至7月将是集中的冲锋，之后便是撤退，三个阶段中，如果敌人都活力十足，人们应对不足的话，就会有溃败的危险。”

在18日和20日，国家防总先后两次召开会商会，部署防洪工程科学调度、险工险段巡查防护、水库安全度汛，以及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防御工作。

国家防总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国家防总已经派出了9个工作组，分赴福建、湖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协助地方开展防灾抗灾工作，目前的防洪工作还在可控范围之内，到六七月，会有更多的工作组到防洪一线地方。

遭受连续暴雨折磨，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于5月19日晚连夜召开视频会议，做防汛防灾工作具体部署，并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20日9时，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Ⅲ级。

按防汛预警和应急响应等级规定，这个时候，已需要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湖南、江西、广东等地都发出了防汛应急响应。江西省有关地区提前转移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口1517人。

今年的主汛期，南方会不会出现1998年那样的大洪水？上述国家防总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不好判断，“要看6月和7月份的降水情况，与相关省份的防洪工程执行情况和各流域的实时监测状况”。

造成3004人死亡、2.23亿人受灾的1998年洪水，是一次全流域性的大洪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程晓陶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1998年洪水的特点是全国性的、流域性的，从闽江开始，到珠江水系的西江洪水，然后是长江、松花江，“今年会不会是全流域型的，还不确定”。

即便再次发生1998年那样的连续暴雨，如今的防洪工程已今非昔比。

惨痛的教训，使1998年之后的五年，中国在水利方面的投入，做到了建国后到1998年投入总额的两倍多：长江防洪堤坝不断加高、加固，三峡、小浪底等水利枢纽工程，已经运行多年。

这使即便发生如98大洪水，各地抗洪的底气更足，工程防御与预警能力与1998年相比，要好得多。

程晓陶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在抗洪方面的能力在逐年增强。上世纪50年代，中国年均因洪灾死亡8000人；60年代到90年代，这一数据降至4000多；1998年以后，降至1000人左右。2010年以后，每年因洪灾死亡人数降至几百人。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李京对《财经》记者分析，如果再发生1998年那样的全流域洪水，现在的防洪系统是没多大问题的。

“1998年时，国内还没有完整的应急机制。从2003年，中国建立起完整的应急体系，在人员调动、非工程措施、新技术手段、通讯能力、人员能力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李京说。

此外，三峡大坝调度洪水的功能，今年将显现出来。

但程晓陶担忧，三峡大坝清水下泄，加剧水流对河床的淘刷，会导致河床下切，有产生崩岸的风险，“我们的大堤都是贴着河岸而建，大堤如果垮到河里边，后果不堪设想”。

《财经》记者从水利部新闻宣传中心了解到，水利部已经在对突发性崩岸进行治理，今年4月份，水利部、国家防总与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展长江崩岸调查，落实长江崩岸应急治理经费1.5亿元，其中从去年入冬以来，湖北省已经应急整治崩岸41处。

除了预防全流域、大流域洪水的发生，小尺度、中小河流的防洪工作，在今年也不能掉以轻心。

1983年7月21日陕西安康大洪水，瞬时击破这一地区，造成870人死亡。在那次洪灾中，汉江在安康段流量达到3.1万立方米每秒，打破了此前2.4万立方米每秒的历史纪录。

“安康洪灾是一次极端事件，虽然没有发生在大流域内，也算得上一次大的灾害。因此，即便是在局部地区、小流域内，堤防防洪也要谨防全线崩溃。”程晓陶表示。

城市也要做好系统应对

大河防洪，城市防涝，皆关乎民众生命安全。近年，网络上呈现的城市内“看海”事件，不断让网民质疑城镇的排水系统工程。

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排水系统的城市，仍会发生内涝，这一般与暴雨的强度有关。程晓陶分析，“城市排水，一般的降雨是没问题的，怕的是暴雨。”

一天降水超过50毫米的雨，被称为暴雨；降水量达到100毫米到200毫米的是大暴雨，200毫米以上是特大暴雨。降雨往往会呈现时间与空间上的不均匀，平均降水量大致相当的两场雨，如果其中一场存在明显的暴雨中心、降雨集中在非常短的时段内，就更容易造成城市内涝。

2012年，造成79人死亡、127.28万人受灾的北京“7·21”特大暴雨，降雨总量之多、强降雨历时之长、强降雨覆盖范围之广、局部山洪之巨，历史罕见。

这次灾害的损失，以北京市房山区为最重，主要在于房山区是此次强降雨的暴雨中心，最大降水超过400毫米，远高于同期200毫米的北京全市平均降水。

城市排水常常跑不过暴雨，造成内涝，另一个原因在于城市自身的排水系统。

按照中国现行城镇排水设施建设标准要求，城市一般地区排水设施的设计暴雨重现期为0.5年－3年，即可抵御0.5年－3年一遇的暴雨；重要地区是3年－5年。

尽管标准很低，但大量旧城区管道仍达不到国标。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大部分城市普遍采取标准规范的下限，排水系统基础设施仍普遍滞后。

中国快速的城镇化，是排水系统建设滞后的根本原因。

欧美国家的城镇化进程，走了几百年，城市建设一般先地下、后地上：先由政府投资建设地下基础设施，然后再将地块卖给开发商。中国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城镇化水平涨了20多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加了近6亿，开发商在买地时，往往会考虑地下管网，民众在买房时，也鲜有人会考虑周边排水怎么样。

“要解决城市排水问题，不是一两个工程能实现的，要靠组合拳来治理：包括风险的识别、治理，监测预警系统的建立，工程的实施，同时要把技术与管理结合在一起。”李京告诉《财经》记者。

于2012年受挫的北京市，在这方面近几年做了更多的努力。

《财经》记者从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下称北京防汛办）了解到，2012年“7·21”后，北京市开展了多项水利工程建设，包括中小河道治理、水毁工程修复、小水库除险加固等防洪工程以及下凹式立交桥泵站改造、积水点治理等排涝工程。

在非工程方面，北京市总结“7·21”特大自然灾害经验，确立了“1+7+5+16”的防汛指挥体系，即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设宣传、住房和建设、道路交通、城市地下管线、地质灾害、旅游景区和综合保障等7个专项分指挥，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大清河和蓟运河等5个流域，再加16个区县。

并且，汛期每月29日和每旬末，由北京市气象局组织其系统内会商，必要时商请有关部门专家。

2015年，为应对汛期，北京市防汛办制定了194个重点预案，特别是下凹式立交桥、在建工程、地下设施等重点区域，做到一处一预案，针对38处滞水点进行治理，着手修建61个调蓄池，将蓄水能力从目前的14万立方米增至21万立方米。

即便如此，北京市防洪排涝系统仍存在短板。

北京市防汛办工程师谢艳芳撰文称，北京市基础设施设计标准低，中心城区普遍按照1年－3年一遇的标准建设；城市建设与排水管网建设不同步，道路等市政建设规划对防洪排涝考虑不足；雨水排水管道目前还出现“上游大管子，下游小管子”的现象。

《财经》记者此前的调查显示，北京排水管道长度为1.1万公里，城区尚存明清时期的旧沟174公里，均结构老化。老城区胡同里的管网铺不进去，管网上盖起新的建筑群又无法拆迁，只能“老旧管网打补丁，发现一处补一处”。

“对于城市排水而言，最好的治理方法就是加粗排水管道。但要扩大管道很难，地下管道内不仅要排水，还有供水、供电、供油、电话、电视、网络、排污水、排雨水等管线。”程晓陶表示，要扩大管网，必须整个城市全网扩大，只是局部的工程，是起不到作用的。

北京市的防汛应急预案，实操性不足。谢艳芳在文中分析，因尚未完全建立基层防汛应急管理组织，很多情况下预警信号和避险转移信息不能快速传递到住户和居民，防汛抢险措施不能落实到企事业单位和业主。

一个完善的暴雨预警、预报应急系统，应该将预警信息送达到每一个人手里，让公众提高警觉与预判能力。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灾害管理专家告诉《财经》记者，北京市的防汛应急系统，在国内属于建设比较成熟的，对于一般的暴雨是没有大问题的；容易出问题的是北京郊区的灾害应急动员响应，以及国内二三线城市与县城的防汛排水系统，“且不论工程手段，暴雨或山洪预警信息能不能到达每个人手上都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