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摘

□ 贾康/文

需求和供给是经济中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政府的调控职能在于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过去，经验较丰富、较成熟的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以抽紧或放松银根、对总需求刺激或抑制实施“反周期”操作。被人们长期忽视的是供给管理，其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定向调控的结构性特征十分明显，理性掌握的难度也比需求管理大得多。

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说，人的需求是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却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使人类社会从以采集、狩猎来满足生存需要的原始状态，一路走过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文明提升过程，其中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创新，都发生在供给侧。

过去需求侧总量视野内称为动力来源的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其实必然演变出“结构化”的动力问题，但我们只有将这种结构化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充分展开，才真正形成了对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认知和把握——在真实世界并非以完全竞争自动解决全部结构优化问题的情况下，政府便不得不处理引导结构优化的“政策供给”和激发潜力释放的“制度供给”的复杂问题。

从经济调控实践经验说，政府如何合理实施供给侧管理问题无法回避。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当局以区别对待把握重点的措施先后给花旗、“两房”、通用注资，成为引导复苏过程的决定性转折点；中国近年也一再努力以“定向宽松”实行货币政策的结构化运用，财政政策方面更是为优化结构而不遗余力。

从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和具体国情看，客观上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在“三农”、区域协调、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科技创新、国防、重点建设等方面补短板、优结构，特别是以制度供给、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引领新常态，形成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后劲。所以，中央正是在深刻总结中外经济理论与实践得失的基础上，在中国完成经济、社会现代化转轨升级的问题导向下，形成了关于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明确要求。

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地选择新概念，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供给侧改革不是否定需求侧意义、作用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为主”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有益经验而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供给侧改革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治理和追赶的超常规发展。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问题导向下以改革攻坚克难为关键、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十八大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面临矛盾凸显的挑战和“中等收入陷阱”前车之鉴的潜在威胁，必须打造新的动力体系。各国经验都表明，供给侧涉及的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和制度这五大要素中的前三项，在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的过程中，较易表现出其支撑力和对发展的贡献，但其后因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而转向衰减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新的问题接踵而来：民工荒、用工贵、招工难；征地拆迁补偿的综合成本急剧抬高且频频引发矛盾冲突；常规投资普遍出现“边际收益递减”。为引领新常态，必须更多地依靠后两大要素的潜力释放——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制度改革带来“最大红利”，这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冲下行因素、打造经济发展“升级版”的主要“正能量”原动力。

这样的问题导向，亟须在改革中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包括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力供给，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以适应统一市场建设要求，深化金融改革，使间接、直接融资产品多样化而服务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实施教育、科技改革，破解“钱学森之问”，依科研规律释放科技创新潜力，配套化、实质性推进改革，减轻企业综合成本、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主要依靠优胜劣汰市场机制承受阵痛，淘汰落后、过剩产能，等等。

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人不仅可以有技术层面的“后发优势”，不仅可以消解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上的某些“后发劣势”，还有望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支持之下供给侧实践的“先发优势”。

《供给侧改革十讲》，贾康著，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3月。本文摘自该书序言，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