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6日，中华民国首任总统袁世凯在北京去世。曾几何时，这位被称为“中国的华盛顿”的政治家，却因为称帝，沦为世人嘲笑的对象。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100年来，“告密者”、“窃国大盗”、“卖国贼”等无数帽子，遮蔽了这位影响中国近代史走向的关键人物的真实面貌，也影响了世人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
“‘文革’之后，对袁世凯的历史评价，才逐渐客观起来。”历史学家骆宝善先生说，“袁世凯一生有‘四大罪状’，除了称帝这件事情还可以讨论之外，其余三大罪状都没有确凿证据。”
骆宝善先生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的袁世凯研究专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骆宝善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路生潜心搜集整理袁世凯传世文字。穷三十年之功，终于在三年前编纂完成了36卷、共计3400万字的《袁世凯全集》。
大量原始史料还原了历史真相，推翻了强加在袁世凯身上的诸多“罪状”。真实的袁世凯正在从重重迷雾中走出来，中国近代史也因此被重新认识。
在骆宝善看来，中国近代史绕不开袁世凯这个人，真实的袁世凯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既对中国近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因为个人在历史关键时刻的错误决策，身败名裂。
骆宝善说，“当初如日中天，最后一败涂地，从一代雄才堕落到天下后人耻笑的对象，这对袁世凯个人来说是悲剧，对国家来说也是悲剧。‘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袁世凯的成败，值得后世政治家深长思之。”
袁世凯该为戊戌变法失败负责吗
《财经》：袁世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迄今不断被人们提起，也有很多争论。您作为袁世凯研究专家，能否总结一下，袁世凯一生中有哪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骆宝善：传统的史籍说，袁世凯一生有“四大罪状”，第一是投机维新运动，戊戌告密，第二是辛亥窃国，第三是“二十一条”卖国，第四是称帝。它们全部关系到国家大局，关系到中国近代史走向。除了称帝这件事情之外，其余三大罪状都没有史实依据。
《财经》：至今流行的说法是，由于袁世凯告密，才导致慈禧政变镇压，戊戌变法失败，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吗？
骆宝善：不是。甲午战争以后，在国家危亡的局势之下，袁世凯是体制内精英层最有觉悟者之一。当时袁世凯只是一个道员(厅局级干部)。他从东北前线的亲身体验，深知打不过日本，必须改革，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训练一支强大的现代军队。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推荐下，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之后，袁世凯上了一篇改革万言书。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改革方案，包括学习西方、改革政治、整顿财政、发展商务铁路等，以练兵为主。
《财经》：甲午战争以后，社会上有识之士都在上书，最有名的就是“公车上书”。
骆宝善：上书改革的人很多， “公车上书”并没有传递到皇帝手里。而鲜为人知的是，袁世凯的上书则是光绪皇帝本人指示的。于是，1895年，光绪皇帝命袁世凯去天津小站督练新军。袁世凯积极主张改革，并不是出于投机。
1898年夏天，百日维新的高潮中，北京风声鹤唳，慈禧太后要再次垂帘听政的消息，甚嚣尘上。后党加紧策划政变的部署。光绪皇帝就慌了，八月初一，召见袁世凯，想借助新军来保卫自己。他没有想到，北京周围有朝廷的重兵布防，袁世凯即便有心，也没有办法把军队开到北京来。
《财经》：看来，年轻的光绪皇帝想得太天真了。
骆宝善：天真，光绪皇帝周围的那些人都太天真了。包括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初三日夜，康有为让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求袁世凯率领军队把慈禧太后搞掉，即所谓“围园劫后”。谭嗣同拿出来的光绪皇帝的上谕是伪造的。袁世凯明知是假，虚与委蛇。初五日，袁世凯按照规定觐见光绪帝请训陛辞，他想当场看看光绪皇帝的真实态度，结果没有得到任何可靠信息。请训之后，袁世凯马上乘火车在傍晚回到天津。当天夜里，袁世凯到直隶总督荣禄那里报告了帝党的密谋。
《财经》：据说，袁世凯告密后，荣禄连夜派人跑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告发，第二天早晨慈禧太后就发动了政变。
骆宝善：此说在政变之后当即产生，但纯属缺乏史实依据的臆测与误解。首先是，慈禧太后在两天前就已经从颐和园回到城内中南海。其次，按当时信息传递的条件和制度，告变的信息，不可能在初六日前到达颐和园或宫中。第三，政变不是偶发，由其策划与部署，慈禧的上谕是康有为“莠言乱政”，而不是劫后造反。所以，慈禧政变和袁世凯告密是平行的两条线，没有一个交会点。现在学术界形成一个共识：不是告密引发了政变，袁世凯告密和戊戌政变无关。
《财经》：看来，袁世凯确实告密了，但是和慈禧发动政变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如何评价袁世凯的告密行为呢？
骆宝善：用袁世凯的一个亲戚张伯驹的话说，告密这件事情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向慈禧太后告密，是背叛光绪皇帝；不告密，是对慈禧太后不忠。在光绪和慈禧母子之间，袁世凯只有两种选择，选择哪一个都是背叛，都是不忠。所以，当时，体制内的人，不管是和袁世凯要好的，还是不好的，都不太追究这件事情，不认为这是袁世凯人品问题。
后来，告密之所以成了袁世凯的道德污点，就是因为清末以来的近代史被简单化为改革与保守的较量，光绪是改革派，是好人；慈禧是保守派，是坏人。袁世凯依附了坏人，当然是坏人了。
《财经》：不过，袁世凯却因为告密而升官发达。
骆宝善：绝对不是。袁世凯不断得到提拔，主要是靠他对慈禧的忠诚以及他的才干得到赏识。慈禧太后也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仅凭告密，不可能从她那里得到那么大的赏赐。
1899年末，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从此成为封疆大吏，独当一面。当时正值列强瓜分狂潮，德国人在山东势力很大。朝廷的意图就是，让袁世凯率领小站新军防范德国人。袁世凯铁腕镇压义和团，山东境内的秩序恢复正常。
但是，在北京的清政府却试图利用义和团“保清灭洋”，直至与列强开战，整个国家陷入危机之中。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满清的中央军都遭到致命打击，溃不成军，只有小站新军阴差阳错地被袁世凯带到山东，躲开了与八国联军正面冲突。新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扩展了两倍多，兵力发展到2万多人，成为晚清最强大的一支军队，是袁世凯手上的实力资本。
《财经》：1901年李鸿章去世，不久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只用一年半时间，袁世凯就成为封疆首吏。
骆宝善：袁世凯25岁在朝鲜时，就表现出了掌握大局的才能。清流名臣吴大就预言说，将来袁世凯的功业绝不在左宗棠之下。1900年－1901年国家危难之际，袁世凯和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一起，支撑了整个国家局面。袁世凯最年轻，但很有胆魄，会出奇招。
当时济南是和平之地，政治信息的枢纽。北京沦陷之前的几个月时间，各地的奏报，大都是先用电报发到济南，再由济南马送到京，朝廷的命令也都要快马送到济南，从这里用电报发往全国各地。清朝政府发布宣战令时，上海“东南互保”的谈判正处于最后的关键时刻，袁世凯硬是把宣战令压了一天，直到“东南互保”谈判完成才发出，一天时间，局面大变，东南地区才避免卷入战乱。
晚清改革的核心人物
《财经》：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意味着他已经成为体制内的核心人物了。
骆宝善：从1901年开始晚清新政，袁世凯是新政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是体制内改革的真正领袖。
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到了20世纪初才进入制度改革阶段，在此之前，都是器物层面的改革，限于“求富求强”。真正进入到实质性的制度改革，是在晚清十年新政。袁世凯是整个晚清新政的核心人物。没有袁世凯，晚清新政也会发生，但将逊色很多。
《财经》：在改革方面，袁世凯主要有哪些作为呢？
骆宝善：袁世凯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直隶就成了他推行新政改革的基地。他在直隶发展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卓有成效。他行一件新政，就在体制外设立一个新政机构，如工艺总局、农艺总局、学校司、劝业道、官报局、自治局、亲民局、警务研究所等，不下十几个。袁世凯的教育改革尤其突出，在几年时间里，他在直隶一个省就建立了几所大学、几十所中学和师范院校，还有几千所小学。直隶是当时公认的“新政模范省”。
袁世凯也是全国新政事业的倡导者和力行者。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袁世凯任会办大臣，实际主持新式陆军的编练，迅速练成了北洋六镇，同时，创办各种军事学堂，奠定了中国近代陆军的基础。他还领衔废除科举制度。这是革命性改革措施，影响深远。
《财经》：1905年后立宪运动兴起，袁世凯对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态度如何？
骆宝善：袁世凯同样是倡导者和力行者。1906年，清政府宣布官制改革，袁世凯首先提出官制改革的方案，要求废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慈禧太后没有接受。1907年，袁世凯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身份上万言书，“奏请赶紧实行预备立宪”，并提出十项具体建议。袁世凯在这个奏折中，请求慈禧太后率领百官，祭告太庙，昭示天下，大誓群臣，确立宪国是。把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作为立国的根本大计和实现国家振兴的真正起点。袁世凯以超常的政治识见确立了他在体制内倡导立宪的领袖地位。1907年秋，慈禧太后将袁世凯调到中央，担任军机大臣，就是让他去组织预备立宪工作。在当时的军机大臣中，他最年轻，做事的热情也最高。
《财经》：预备立宪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从最初的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晚清新政发展速度非常快。看来，当年改革形势真有一日千里之势。
骆宝善：1908年，清朝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九年完成，每一年干什么，改革清单都写得清清楚楚的。顶层设计很不错。但九年实在是太短了。晚清的改革不是慢了，而是太快了，快得都跟不上了。如果脚踏实地地给它20年时间，局面将完全不一样。中国人老嫌自己落后，希望更快一点，把局面改过来。
在专制制度积重难返的中国，政治改革九年完成，绝对是太快了。但是那时的人们还嫌慢啊。日本脚踏实地做，20年左右就崛起成为东亚强国。如果不是急功近利，脚踏实地地进行政治改革，接受现代民主制度，中国或许早就跻身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了。
《财经》：快慢很难衡量，再说，当时精英阶层普遍都这么认识。
骆宝善：失误也就在这里，所有的人都说要推行政治改革，大家都急于求成，但很少有人踏踏实实地去做基础工作。唱高调容易坏事，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惨痛教训。
袁世凯倒是做了一些基础工作。他说，地方自治“为预备立宪之根本”。他热心办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他派直隶官绅，每州县至少一人赴日本游历，开阔眼界，学习地方自治，在天津成立“自治研究所”，把各地方士绅招来学习，进行地方自治实验，在天津试行议会，让地方绅士阶层向政府建言等等。遗憾的是，全国仅此天津一地的浅尝，更遑论全国性实验了。
《财经》：从资料看，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袁世凯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想法呢？
骆宝善： 袁世凯颇有远见，那就是效东西方列强国家，改革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引领国家抵御外侮，实现国强民富。他的请求立宪奏折，可谓其建立君主立宪政治制度的纲领。而其在直隶乃至全国的新政举措，则可谓具体的强国初试。他说，举借外债兴办实业，兴修铁路，实行干路国有，首在富民强国，又是在于抵御列强欺凌。
在体制内，袁世凯是公认的改革领袖人物。立宪运动兴起，无论朝野，无论拥袁、反袁，无论盟友对手，一致认为袁是倡导立宪的领袖。遗憾的是，就在袁世凯进入朝廷中枢的第二年，1908年底慈禧死了，袁世凯也被当政的新权贵赶回河南老家。
袁世凯不是“窃国大盗”
《财经》：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然后又任第一位正式的民国大总统。后来流行的说法是，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是“窃国大盗”。这个说法最早来自何处？
骆宝善：袁世凯葬送了清王朝，拥清的人士骂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取代了孙中山，国民党也骂袁世凯。但是真正形成理论，是1946年，陈伯达写了一本书《窃国大盗袁世凯》。当时宣传说要打倒帝、官、封，“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帽子扣在袁世凯头上，蒋介石一脉相承。所以《窃国大盗袁世凯》表面骂袁世凯，其实是在骂蒋介石。
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客观地说，是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袁世凯为代表的实力派、立宪党人、清朝皇室四股势力共同妥协的结果。绝不是革命党人打下天下，袁世凯窃夺了果实。
《财经》：在这四股势力中，谁的实力最强大？
骆宝善：当然是袁世凯。一方面，他有“软实力”，国际国内都认为，当时中国局面只有袁世凯才能收拾；另一方面，他有“硬实力”，北洋军队是他一手练成的，北洋将领都是他的属下。
如果袁世凯要硬打，革命党不堪一击；如果袁世凯反过来打朝廷，清政府也不堪一击。所以，袁世凯是当时左右时局的关键人物。在革命的压力之下，举国上下都要求清朝政府实行真正立宪。袁世凯出山后，在北京主持局面，提出南北和谈，条件就是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效仿英国。革命党人提出的条件是，袁世凯也是汉族人，只要站在革命党人一边，推翻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就推举你做全国大总统。选举袁世凯当大总统，是革命党人亲许给袁的首要条件，何须袁来“窃取”？
《财经》：最后，袁世凯接受了南方的条件，逼迫清朝政府退位。
骆宝善：退位诏书的原稿是立宪党人张謇起草。原文说“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袁世凯修改为“袁世凯以全权组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样就等于清政府把权力移交给了袁世凯。由此也可看出袁世凯老谋深算。
不管怎么说，是革命党人甘心情愿地把这政权递给袁世凯，从孙中山到他的左右手，没有说不让袁世凯当总统的。所谓“窃国大盗”，是基于某种政治需要强加到袁世凯头上的。
《财经》：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基本都是采取暴力流血的方式，尤其是推翻少数民族统治时，更是死人无数。清政府能和平退位，共和国能建立，堪称奇迹。
骆宝善：不管袁世凯站在哪一边，对抗另一方，都会导致天下流血。可是，袁世凯却以他手中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左右局势，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和平移交，而且是结束两千年的皇权专制，跨进共和政体，了不起啊。
清朝政府是个实际存在200多年的统一政权，假如满洲政府逃到北方，建立某种形式的分裂政权，那正是西方国家瓜分中国的时候，如果俄国或日本插手，承认了满清独立，整个局面不可设想。我相信越到后来，人们越会客观地去看待满清皇帝和平退位的历史意义。
《财经》：至少说明，中国人也是可以和平移交权力的。不一定要“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就能够实现权力的移交。
骆宝善：玉碎也好，瓦全也好，死的人都是千千万万无辜的老百姓。老百姓能在和平的气氛下改朝换代，何乐而不为啊。现代政治文明最核心的，就是国家权力是不是能够顺利和平地移交。
从清王朝到民国，不仅是和平地改变朝代，而且是和平地改变国体，把专制政体改成了共和政体。这个政治智慧和能力是史无前例的。有智慧，没实力，不行；有实力，没智慧，也不行。正因为袁世凯有实力、有智慧，才能完成历史“惊人的一跃”。
《财经》：在民国大总统任内，因为签订“二十一条”，被后人骂为“卖国贼”。有无根据呢？
骆宝善：“二十一条”是日本趁“一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机提出的无理要求，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二十一条”分成五个部分，第五部分是日本人要控制中国内政，共七条。袁世凯一开始就指示，第五部分的七条不在谈判之列。直到最后阶段也坚持不妥协。第一、第二部分是关于山东和东北的权益问题，其中涉及领土主权者，袁坚持必须修改。袁世凯对日本的政治制度及国家强盛佩服得五体投地。清末新政十年，就是以日为师。但同时，他反对日本侵略、欺凌中国的民族情绪也十分强烈。作为国家元首，袁世凯绝对不肯出让国家利益，为此费尽心机。经过修改，最后被迫签约，实际上接受了11条，拒绝了10条。签约后第二天，袁世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声泪俱下，说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十年教训，十年生聚”，从此要奋发图强。所以，骂袁世凯是“卖国贼”是没有根据的。
称帝是人生败笔
《财经》：1916年袁世凯称帝，不到100天就被迫取消帝制，不久羞愤病死。袁世凯为什么会败得那么快那么惨呢？
骆宝善：是因为袁世凯改变共和国体，背叛了他原来“效忠共和”的誓言。当时共和国体已经是国民共识，不管是革命党人还是立宪党人，都认为共和政体的合法性不容置疑。所以，谁要改变共和国体，天下共诛之。
不仅是反对者，就是袁世凯亲信的文臣武将也认为，他背叛了共和，不可原谅。袁世凯的失败不是败在对手的强大，也不是败在对手的理论有多高明，而是败在他自己众叛亲离。例如，袁的好友严修对袁的指责，远比袁的对手们深刻得多。严修说，袁的称帝“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清朝列祖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代”。
《财经》：问题是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对于这段历史，我们怎么理解？
骆宝善：首先是，袁感到民初的共和制度对他的掣肘、限制太多，他的主张、政令的实行，往往受到障碍。他认为自己尚缺乏高度的政治权威。其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崛起了德国和日本两大强国，袁世凯十分羡慕向往。德日君主立宪政体下，德国皇帝、日本天皇的威权和德日国家的强盛，这是他心目中的目标。第三，当时的中国共和制度确有许多缺陷，中国确实缺乏实行共和与民主制度的政治、思想、人文以及社会物质条件。
《财经》：即使只有威权制度可选择，袁世凯当时已经是一个威权人物啊，至少不要扯掉共和的旗号，为什么一定要开历史倒车，回到封建帝制呢？
骆宝善：其实，按袁世凯的本意，他要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像日本天皇、德国皇帝一样，有真正的权威的君主立宪制度，而不是倒回中国传统的帝制。
的确，1914年袁世凯制定的《约法》出台后，又颁布了《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一任十年，可以连选连任。这意味着袁世凯可以做终身总统，就任期上，确实够上十分权威了。学者梁启超也一再建言，借助终身总统，“实行开明专制”。但是，袁世凯的知识结构、人生经历、仕途阅历，注定了他不是共和主义者，而是传统的旧权威主义者，而且还有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德、日君主立宪制度和皇帝无上权威的参照系。袁实际上是采纳了梁启超“开明专制”主张的内涵，舍弃了共和总统的形式，接受了君主立宪的皇帝权威。
《财经》：袁世凯自己应该很清楚，共和制政体是他的合法性来源，所以有那么多人拥护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应该预见到恢复帝制可能造成的后果。如此精明能干有决断的政治家，为什么会做出如此败笔，最后自己众叛亲离？
骆宝善：在非民主体制下面产生出来的政治人物，权力得不到限制，恶性膨胀，到了晚年，做出在常人看来缺乏常识的举动和决策。袁世凯也陷入这个怪圈。称帝之前，他向英国驻中国大使朱尔典请教，两人密谈将近一天。袁世凯问，“余曾发誓维持共和政体，若变为君主立宪，岂不失信于天下乎？”朱尔典回答说，只要国民同意，当皇帝和当大总统一样合法。于是有美国人古德诺写文章为帝制鼓吹，有“筹安会”的摇旗呐喊。“劝进”之声铺天盖地传来。这就成为拥护称帝的“民意”。
《财经》：可是，也有人公开反驳帝制，1915年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明确反对称帝，该文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袁世凯应该知道这种舆论。
骆宝善：梁启超并非共和主义者，他是“开明专制”理论的制造者，并已经宣扬了十年之久。半年多之前，还持此论游说袁世凯。他的这篇文章，确实传扬甚广，影响颇大，成为维护共和的法宝，梁启超也因而阴差阳错地一跃成为维护共和国体的旗手。梁启超其人及其行为的特例，也说明了当时中国共和的基础何其薄弱。
《财经》：至少说明当时有不同声音，怎么来选择，端看政治家的胸襟和胆识。
骆宝善：在专制体制下产生的政治大人物，是权力的操弄者，往往也是被权力抛弃者。他们表面很强大，而内心又往往十分脆弱暗淡，他们也是常人，有个人私心，利令智昏。袁氏家族的政治代表，是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虚龄58岁去世。袁世凯的曾祖到兄长，四代十多个人，大多没有活过这个年龄。袁世凯是不是想借当皇帝迈过这个坎？心理阴影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现在找不到太多的历史证据。
《财经》：一个政治人物，为什么在这样重大的政治判断上出现失误？这是问题所在。
骆宝善：像袁世凯这样，到了晚年失去常人的判断，而导致不可收拾者，这几乎是古往今来达到了无上权威的政治强人结局的常态。在古老的中国这样的专制大国尤其如此。袁世凯不是特例。同时产生的现象是，亲厚远避，或遭忌，小人进当道。袁世凯也就像张骞所说，袁世凯有“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做第一流人，而卒败于群小之手”。
《财经》：主要责任应该由袁世凯承担，不能把责任推给“群小”。中国政治从来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下边很多人揣摩皇帝心思，不能说他们给皇帝“挖坑”。
骆宝善：不过，袁在死前，并未诿过于群小。他坦承，一切是他自己的主动与决策。袁世凯的错误是无可挽回的，自毁前途，自找死路。他的结局，也是政治人物最不光彩的结局，而且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烂摊子。所以，不管是对自己来说，还是对于国家来说，退回去当皇帝，是袁世凯极不负责任的选择。
《财经》：总的来说，您怎么来评价袁世凯这个历史人物？
骆宝善：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瞬息万变，能够始终跟上历史前进步伐的人，是微乎其微的。袁世凯是一个新时代的旧人，旧时代的新人，落伍难免。
在中国学习西方的进程当中，确有袁世凯不可磨灭的一笔。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恢复帝制，自称皇帝，是袁世凯最大的人生败笔。
当初如日中天，最后一败涂地，从一代雄才堕落到天下后人耻笑的对象，这对袁世凯个人来说是悲剧，对国家来说也是悲剧。“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袁世凯的成败，值得后世政治家深长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