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马国川发自香港
“大学之优异与否，不在大小，不在名称，而在有无品质，有无特色。”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说，“一所大学要有办学宗旨，在有限的资源下，切忌盲目跟风，要先为大学定位，作出战略性规划。”
郭位在电子系统与核能可靠度设计研究方面享有盛名，2000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是当时最年轻的华裔院士，之后他又获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及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在2008年出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之前，郭位曾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他首开先河，以科学实证的方法剖析教学与研究的关系，赢得许多称誉，并受邀在世界50余所大学讲授教学研究成果。最近，他的论著《心件 大学校长说教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日前，郭位在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办公室接受《财经》记者专访，畅谈他对大陆和台湾、香港高等教育的观察和思考。
这位校长很有魅力，谦和幽默，见解独到，发人深思。在他看来，港台大陆的高等院校仍处于国际化的起步阶段，“行政复杂，牵制太多，信任太少”。郭位建议，两岸三地的高教界“有必要汲取先进文明的精髓，了解世界多样性的文化，调整方针，把握契机，借由高等教育再造中华文化，营造特色品牌”。
“是应该我迎接大官，
还是大官迎接我？”
《财经》：对于公立大学的管理者来说，一个重要工作是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在内地，政府对大学的管理非常具体细致，大学啧有怨言。在您看来，台湾、香港的大学是否也存在类似问题？
郭位：香港、台湾也有这种现象。简单地说，两岸三地的高教界，行政复杂，牵制太多，信任太少，乃文化使然。我曾总结三地大学的特点：香港高智商低创新，台湾有资金欠经营，大陆多人力缺人才。仔细看来，这些缺憾有些文化上的共同性。
《财经》：是哪些文化共同性呢？
郭位：其一，外行拟定高教政策。表面上，看不出高教有什么学问，所以，有影响力的人就像是计程车司机一样，容易自以为是，喜就高教事务高谈阔论。高教代表一种文化，需要身历其境，才能有所作为，即使有些教研经验的人，切勿随意插手。打个比方，生病看医生，还是问邻居，其理易明。
其二，政治掺和高教。教研非为服务政治，所以不应该被当作政治游戏的筹码。两岸教育体制与政策因非学术的缘故而常改变，政治任务随时随意左右高教方针。官与学本质不同，本该各行其是，两岸的高教界历来像野菜掺和着野草一样，总是在官、学之间纠缠得难分难解。
其三，大学自主性不足。除了政策拟定受政治的主导之外，两岸大学的学术行政也受法规或者情绪化社会的牵制。北美的大学，自主性强，学术归学术，校友、学术生、媒体、校董、议会、政府官员不会指挥大学的学术行政，也不干扰大学的教研学程。但是在两岸，有人假社会公民之名，跳过大学专业的判断或执行，动辄对高教说长道短。
《财经》：是不是由于您在西方受教育的时间长，又先后在台湾、香港和美国等地的大学任教，对比非常鲜明，所以对不同文化的感触非常深？
郭位：是这样的。美国政府对大学只管大事，不管小事。大事主要是资金和法律。在美国，只要法律没有规定的，都可以做；在中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都不能做。美国政府官员不随便到校。不是不允许，根本不会来。
《财经》：这是典型的“官本位文化”。前些年大陆高校进行评估，教育部的一个处长到大学里面去，大学校长也要去迎接。所以，内地很多大学教授很愿意去政府部门当官，哪怕是学校里的处长之类也趋之若鹜。
郭位：香港、台湾都一样的，能够当官就觉得了不起，亲戚朋友也高兴，这也是文化。
政府应该把官和学分开，不要找大学里面的老师去当官。我常常跟年轻的教授讲，既然确定要当教授，你就专心当教授；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就不要来。愿意当官是到外面，不是学校。学校里面的行政职务还可以，因为校务毕竟需要有人负责和服务。
《财经》：现在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政府希望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因此鼓励创新，许多大学也开设创新课。在您看来，中国的创新前景如何？
郭位：美国强调创新，也有制衡，但是约束比较小。
中国文化重共性、随大流，不鼓励竞争冒尖，不鼓励创新。给一个标准，你就一定要这样做，脱离出来是不可以的。
香港、台湾也是一样。如果不解决文化问题，要创新是很难的。所以，对于中国创新的前景，我不乐观。
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的小孩在名牌大学读经济系，读了半个学期，打电话给你，不想读了，我要去开计程车。你的反应怎么样？
《财经》：我当然反对，很多家长也会反对。
郭位：如果孩子这样的话，我相信，中国没有一个家长赞成。我给你那么大的希望，你怎么开计程车？可是，一位美国家长就同意了。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就是今天优步公司（UBER）的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现在是美国第二富豪。美国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在重共性、随大流的文化里，创新可能吗？我们可以守成，吃口饭没问题，但创新很难。
我们的大学也是这样。中国大学一个学期21个星期，在美国只有12个星期，而且经常放假，学生们的自由时间很多。为什么美国大学有那么多创新？这就是秘密。自由是创新的前提。
“让教研归教研，学术归学术”
《财经》：我们经常听到教育界人士感叹，为什么今天见不着民初北大的自由气氛，找不到蔡元培、傅斯年那样清高、开放的校长？在他们的眼中，人心不古，大学风华不在。
郭位：坦率地说，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讲法，是由于没有专业系统评鉴而产生的假象，经不起考验。难道大家真想知道蔡元培、傅斯年当年是怎样带领北大、台大的吗？以50年前甚至百年前治校的方法，面对今天的环境，有可能立足吗？只有自由，没有专业表现，算是大学吗？可以空讲教条，而不理会世界的脉搏吗？
今天的大学需要募款以弥补经费的不足，重教研、保质量，更新学程、促进交流以达国际化，面对沟通、争取奖助学金的诉求，帮助学生毕业后就业，创新创业等，这些都超出民初大学的想象。当然，我们也很难想象民初的校长采用今天的治校态度处理当年北大、清华的问题。
《财经》：民初的大学很像象牙塔，不像现在的大学饱受烦杂的外务干扰。
郭位：民初的大学校长把中国人的智慧摆放在象牙塔里，远离务实。所以，那时候的大学，抽象、孤芳自赏、自说自话的时候多。今天的大学具体，透明度高，专业性强、检验度重，不能同日而语。
《财经》：不过，在有些问题上似乎也有共同性，例如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现在不少教育界人士主张，大学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应该像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那样“教授治校”。
郭位：台湾也说教授治校，错了。台湾搞“教授治校”，通过投票来治校，乱七八糟。教授不能治校，也没有时间。正确的讲法是“专业治校，教授治理学务”。我们常常把校务和学务混在一起。什么叫学务？就是学生该修什么课、该做什么研究、如何评定学生成绩，这是教授管的。至于教师聘任、教授加薪、系馆建设等事务性工作，教授不可能做到。在美国也是如此。
至于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核心理念，不因时代变迁而更替。学术自由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与创新的土壤。按照爱因斯坦的话说，“学术自由就是探求真理，以及发表和传授认知真理的权利。”
《财经》：那么，怎么理解大学自治呢？
郭位：大学自治的精髓可以归纳为：在体制之下，尊重专业管理，修补高教文化上的缺失，让教研归教研，学术归学术。从策略上看，引入良性竞争机制，为高等教育注入动力；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贡献社会。
《财经》：您所说的“体制之下”，是什么样的体制呢？
郭位：高教法规须松绑，由各大学自主决定包括财政经费、招生教学的运作细节。政府负责总量管制，拟定国家社会发展的原则，指出科研、教学或推广的方向以及订出相应的奖励机制。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后，应该放手让各级学校用自由市场机制自行发挥。假如坚持微观管理，违反现代经营管理的原则，成效必微。
美国并没有全国统一的高教体制，联邦政府通过战略性发展项目，为在竞争中表现出色的大学提供资助，于是大学在学术自由、独立于政治干扰的环境下，得以从事有前景的教学科研。这种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财经》：现在内地的许多大学都说自己经费紧张，缺钱，产、学、研没有形成良好结合，大学主要仰仗政府拨款。
郭位：欧美产、学、研成果丰硕，主要得自于企业界对大学投入大量资助，因此大学的回馈较多，大学与业界构成一个良性的合作伙伴关系。高品质的高教昂贵，但是美国州立大学受州政府的资助只占年度预算的10%到20%，其差额则有赖学费、科研经费、募款所得等支付。业界经过各种渠道支持科研与教学，是美国高等教育贡献社会的功臣。
两岸的大学在与业界合作方面，大抵乏善可陈。少了业界投入，不要怪大学不能即时提供所需的人力资源，教研不合一，产业不会有希望。
“大学的‘心件’被很多人忽视了”
《财经》：现在内地有很多大学都搞世界一流大学，就像跑道上的赛马，大家都在使劲挥鞭，说到×××年要成为世界一流，目标非常远大。我不知道您怎么理解“一流大学”？
郭位：许多大学搞不清什么是世界一流。本来，每一个大学都应该是世界一流的。每一个大学都想办成最好的，最好就是一流。
办大学有三个条件：硬件、软件和心件。大学的硬件就是与设备相关的物件，包括先进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必须有充分的教研经费，因为现在的教学设施很贵。没有钱，圣人也干不了什么事。其实在梅贻琦时代，金钱也很重要，清华也很有钱。现在办大学没有钱是不可能的。
但是，除了硬件，还要有软件。大学的软件，就是与人事、行政制度、教育政策等相关的事务，包括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规章制度，以执行大学教研与行政事务。
《财经》：“心件”是一个很新鲜的提法，什么是“心件”呢？
郭位：大学的硬件、软件终究要靠人运作，沟通协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执政者的见解，社会的进取心，校园内各部门、阶层同人的心态，可说是大学国际化不可忽视的要件，我把它们称之为“心件”。
港、台、大陆的大学在硬件、软件上大体追上了国际标准，因此在国际评比上有些进展。然则在心件上却阻力横生，尚难以与硬件、软件的进步相提并论。
《财经》：确如您所说，内地许多大学的硬件很好，新校园占地广阔、绿化成荫、硬件充足。有些人认为，只要建起大楼来，校园阔气豪华，就可以办成一流大学。每一个校园都大得不得了。
郭位：我觉得不是好事情。有些大学教授的办公室也很阔气，甚至配有卫生间，没有必要啊。为什么差距还很大？是软件和心件上不足。
制度建设，不要事事都管，管那么多干什么？更重要的是，“心件”被很多人忽视了。心件是好的心态、好的态度、好的现代思维。该怎么做要有眼光，眼光有时候是学不来的。
《财经》：现在大学的“心件”缺失严重。例如，现在很多大学搞综合性大学，他们认为综合大学是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郭位：台湾也是这样，香港也都把学校拔高为“大学”。这个思路莫名其妙，因为“心件”不对。像我们香港城市大学，最早叫香港城市理工学院，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改为大学呢？大学之优异与否，不在大小，不在名称，而在有无品质，有无特色。
加州理工学院可以说是一个极佳的例子。该校师资仅270人左右，学生人数也不过2100多名，没有“大学”的名称，也不看重一般中国人士心目中的通识教育，在众人追求“大而全”的当下，好像犯了大忌，然而无损其学术声誉。法国巴黎的高等师范学校也无大学之名，其规模较加州理工学院更小，声誉堪称世界顶尖。谁敢说它们不是一流大学？
贪大求全，这是中国人的习惯。追求综合性大学，是一种观念在作怪。
《财经》：如果一定硬性搞综合性大学，反而离一流大学会越来越远。
郭位：对，因为一所大学只有在某几个专业上可能走到世界前沿，不可能在整个水平上都是世界一流。大学大小不重要，历史长久不重要，校园宽窄不重要，校名校徽的陈列不重要，甚至名字里有没有“大学”两个字一点也不重要。大学的学术自由气氛更重要，教研的品质才重要。
大学其实有四种大学：
一是综合性的大学，学科完整，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是很好的代表。
二是专业学科为主的专业型大学，强调专业教育，与社会紧密结合，学以致用，麻省理工学院为其中翘楚。
三是人文学科专长的四年制大学，重博雅教育，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及达特茅斯学院算是典型代表。
四是专科大学：此类大学多为单一术科，其出众者，深入研究，以舞蹈、戏剧与音乐为主的纽约茱莉亚学院就是一个例子。
无论是哪一类大学，学术水准的高低无关学校的规模和名称，一所大学要有办学宗旨，在有限的资源下，切忌盲目跟风，要先为大学定位，作出战略性规划。
《财经》：那么，香港城市大学的定位是什么？
郭位：我们以“大隐隐于市，学研研出尘”为努力目标，定位香港城市大学为专业大学，务求以学生为主，创新为本，厉行校政革新。
总之，全球的高等学府为了应对国际化带来的冲击，绘制了各具特色的发展蓝图。港台大陆的高等院校，仍处于国际化的起步阶段，有必要汲取先进文明的精髓，了解世界多样性的文化，调整方针，把握契机，借由高等教育再造中华文化，营造特色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