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翀/文, 原文发表于马军、蒋杰(主编)《上海法租界史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年3月第1期, 第23-35页

1870年的普法战争，对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国的战败终结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也使德意志国家统一成了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的诞生改变了欧洲的外交关系，也打破了英法两大帝国争霸世界的格局。

到了19世纪下半叶，俾斯麦时代之后的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以“世界政策”为其基本特征。从实用主义出发，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旨在推行德意志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在经济领域与欧洲老牌殖民帝国展开争夺。

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非洲，两次摩洛哥危机改善了英法关系，但却使法德关系进一步恶化；然而在东亚，战时的国际格局却是另一番景象，大英帝国联合法国和日本，共同对抗德意志帝国。作为后起的殖民帝国，德意志帝国的经济飞速发展，这就需要更为广阔的世界市场作为依托，许多法国的殖民地和保护领地的经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德国商业团体的冲击。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初期，由军事动员推动的殖民帝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却是以政治竞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尤其是在东亚的法属印度支那地区，战争初期这种帝国竞争的政治化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法属印度支那总督阿尔伯特·皮埃尔·萨豪在总督府内设立了一个永久性机构“政治与本地事务处”，负责监控印度支那的政治情报，以及德国人在该地区的活动，以维护战时这一地区的区域稳定。这一机构涵盖了一些广泛而重要的业务，而其核心任务是维护区域的总体安全。在法国当局看来，这个机构的职责既要搜集有关印度支那的各种政治情报，同时也要维护战时法国在东亚的各方面利益：一方面是监控德国人在东亚的活动，另一方面则是向法国政府反馈欧战对东亚局势的影响。

欧洲的战事冲击了法属印度支那的经济，计划出口欧洲的农作物因战事而滞销，1914年8月，越南的稻米大量囤积，东京的稻米价格大幅下跌，农业人口的收入严重缩水。尽管由于欧战引发的经济动荡尚未严重威胁法属印度支那的政治局势，但已经酿成了一系列的地方性叛乱。根据“政治与本地事务处”掌握的情报显示，德国人在中国和印度支那边境利用发行的中文刊物，来鼓动这一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印度支那一些叛乱分子的首领都受到了德国人的资助，与德国派驻这一地区的外交人员有着密切联系。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德国人在东亚地区政治宣传活动的监控，在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法国驻香港和上海领事之间实行情报共享机制。

法国情报部门的情报显示，德国人主要在北海（Packhoi）地区发行中文期刊《欧战实报》来实现对东亚地区的政治鼓动。政治宣传是战争初期德国在东亚地区与协约国进行对抗的主要形式。受德国政治宣传的影响，战争初期主要中文媒体都倒向同盟国一边。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法国驻香港和上海两地领事的主要任务，便是阻止这些德国人主办的中文刊物在法属印度支那和中国流通。

因此，在战争爆发初期，交战双方在东亚地区的对抗是以一种政治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针对德国发动的宣传战，协约国集团进一步加强了在东亚地区的情报搜集和对德国人的监控。法国一方面与英国建立情报共享机制，另一方面以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的“政治与本地事务处”、法国驻香港和上海两地领事馆为核心节点建构了一张覆盖东亚地区的情报网络。上海作为当时东亚最大的港口城市，在整个情报网络中的地位举足轻重。1915年底、1916年初发生在上海的重大事件，不仅说明了上海在东亚地区情报网络中的特殊位置，也侧面揭示了“一战”在中国尤其是在上海产生的实际影响。

“一战”初期的上海局势

1914年夏，战争在欧洲爆发时，欧战就已经引起了像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和张君劢这些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他们认为，欧战是使中国摆脱自19世纪以来的“危局”的一次机会，能使中国登上国际舞台。可以说，当时主流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以积极的眼光看待欧战的。在他们看来，欧洲政治局势的改变，必然会影响欧洲殖民帝国在东亚的竞争，进而也会在中国社会内部引发回响。

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乐观态度不同，北洋政府对欧战持审慎态度。中国派驻欧洲各国的外交使节，不断地把战争的实时动态发回国内，经过仔细地权衡利弊，北洋政府最终决定中立，并照会交战双方勿在中国领土内进行军事行动。然而实际上，在战争初期，中德两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有着密切联系。1914年-1916年，中德贸易稳步发展，德国人控制了上海、宁波等地的中国海关，甚至利用中德贸易之便利进行军火走私。在这一时期，德国人在华的政治宣传和经济控制相辅相成。

在上海，1913年7月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重新控制了华界市政权，并着手进行行政改革。1913年夏，郑汝成被任命为上海镇守使，不久又兼任上海警备地域司令官。华界实行戒严，上海市政厅的权力受到了限制，而中华民国大总统则被赋予了管理地方事务的全权。规定实施戒严令的地区，包括接战地域和警备地域，在此区域内军事长官赋有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换言之，通过对地方行政的军事化改革，袁世凯牢牢地控制了上海市政权。

戒严令的颁布终止了由地方精英主导的上海地方自治运动，郑汝成将上海市政厅改组为上海工巡捐总局，限制了集会和出版自由，这意味着地方自治机构在法律上已丧失了合法地位。然而，藏匿在上海的南方革命党却始终威胁着北洋政府的统治。

1915年11月10日，陈其美派人在途中暗杀了郑汝成。次日，袁世凯任命松江护军使杨善德兼任郑汝成的职位，成为淞沪护军使。袁世凯的行政改革将上海地区的民事行政和军事行政合二为一，与上海镇守使相比，淞沪护军使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南方革命党的抵抗换来的却是北洋政府更为严密的控制，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在实际上终止了，在行政上上海被重新划归入江苏省。

“一战”初期，随着袁世凯政府在上海华界推行行政的军事化改革，中德间的合作更加密切。作为对北洋政府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给予支持的回报，德国人不仅获得了操控上海、宁波等地海关的机会，而且他们还被允许前往中国内地开采战争急需的各类矿材。于德意志帝国而言，这既是与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争夺东亚拓殖空间的策略，也是为欧洲战场寻找经济支持的途径；于北洋政府而言，这一方面有利于号令天下、统一南北，另一方面是抑制上海公共租界扩界企图的有效手段。可以说在“一战”爆发的最初几年里，无论对于北洋政府还是德意志帝国而言，抑制英法势力在这一区域的扩张成了两国共同努力的目标。

上海华界地区行政的军事化，进一步密切了中德之间军事和经济方面的联系。德国向中国出口了大量技术和基础设施设备，作为交换，北洋政府允许德国在中国开采矿产和走私武器。自欧战爆发以来，德国一方面试图利用政治宣传在英法控制的东亚地区制造混乱，另一方面也企图开拓出自己在东亚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

当时还是荷兰银行买办的虞洽卿，拥有两艘经常往返于舟山群岛的轮船，并与德国驻上海领事柯尼平和上海德意志亚洲银行行长菲格熟识。1915年8月，根据法租界警务处截获的情报显示，德国人在舟山群岛上建立了一处地下兵工厂，负责加工从宁波海关流入的走私武器，然后再由虞洽卿的轮船运往上海，秘密存放在一家与宁波会馆毗邻的日本旅馆内，再运往其他地方，以备德国在东亚地区进行拓殖活动的需要。

经过持续数月的追踪调查，法租界警务处掌握了德国人从事军火走私的确切证据：这家地下兵工厂设在舟山群岛上的“弥陀寺”内，用于武器生产的原材料则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一切有关军火生产和运输的活动，均直接受德国驻上海领事柯尼平和上海德意志亚洲银行行长菲格的领导。综合英法两国所获得的情报，上海两大租界警务处确信，上海必定隐藏着一个德国人在远东地区从事军火走私的秘密组织。然而，他们却并不急于行动，而是静待时机，企图将这个组织一网打尽。

“尼尔森事件”与帝国进入战争

1914年11月7日，英日联军攻占青岛，德国进一步加强了在东亚地区的宣传战，上海的局势迅速发生了变化。考虑到战争初期中国的中立地位，在1917年3月中国对德奥宣战之前，协约国与同盟国在中国并未进入战争状态。尽管如此，英法美三国在上海却相互分享情报，共同监控德国人在沪的活动。

1915年5月初，根据法租界警务处安全股获得的情报显示，1915年6月2日，将有一小股德国人乘坐开往南京的列车抵达上海，然后搭乘奥地利邮轮“波西米亚”号经由日本抵达美国旧金山。这些德国人一行64人，分三批抵达上海，这些人中包括德国驻青岛总督梅耶瓦尔岱克及其家人，在日本占领青岛后他们一度沦为战俘，获释后他们从上海离开中国，经由美国回到德国。协约国驻上海的情报机构一致认为，青岛失守后，上海将取代青岛成为德国人在东亚最重要的港口。法国驻沪领事从英国情报人员那里进一步获悉，德国人在上海设有一处负责走私军火的秘密机构。

1915年10月16日23时，公共租界警务处逮捕了一位名叫董贽塘的中国人，在他的住处搜出了200把勃朗宁手枪及数千发弹药。经过审讯，董贽塘承认这些军火属于梅尔卡代公司的德国商人阿道夫·尼尔森，其幕后操控者是原汉口德租界的巡捕长葛莱鲍，他以尼尔森的商业公司为掩护进行秘密的军火走私，通过马尼拉上海进出口公司将军火销往东亚各个地区。其目的是为了阻止英法俄等国在东亚扩张势力，还为了武装印度的革命者。

在公共租界查获马尼拉上海进出口公司军火走私案后，法租界警务处也进一步增派警力，加强了对在沪德国人的监控力度。然而，与公共租界相比，此时法租界的警力仍显不足，因为大部分法租界义勇队队员已被战时国家动员令召集回欧洲了。

为了进一步加强法租界的防御力量，1915年10月，在遭到法国中国占领军总司令福特拉威尔中校拒绝增援的情况下，法国驻沪总领事纳吉请求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再往上海增派50人的越南机枪队，以增强法租界警务处的力量。此外，上海租界当局还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支援，此时有三艘美国军舰在黄浦江一带巡弋。

到了1915年底，上海租界当局已对同盟国的行动高度戒备。11月12日16时，卢家湾巡捕房通过专用电话向法租界警务处安全股汇报了刚查获的一起军火走私案。经过审讯，这批军火的主人便是德国商人阿道夫·尼尔森，平时有两个奥地利助手莫什和李巴协助其工作。

正当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全力侦查“尼尔森案”时，1916年1月19日午夜，徐家汇路44号天祥花园突然发生火灾。这场蹊跷的火灾使法租界当局更加坚信，德国商人尼尔森走私的军火数量应该更为惊人，因为尼尔森和他的两个奥地利助手在天祥花园一直住到1916年1月19日。1916年3月4日早上7点半，警员在天祥花园的池塘里发现了8箱哈奇开斯型炮弹，一共200发，他们当即把尼尔森及助手莫什带回卢家湾巡捕房羁押。

几天后，尼尔森的司机宁波人刘金标在福州路被公共租界警员逮捕，尼尔森雇用了他18个月。“尼尔森集团”的惊天大案引起了英法两国的高度重视，根据法国战争部向法国殖民部传递的可靠情报，一个以德国驻沪领事为首的潜伏在上海的德国军事谍报组织逐渐浮出水面：尼尔森等人直接受德国驻沪领事领导，并领取国家的薪水，任务是在闸北安庆路制造弹药，储藏在公共租界曹屯路108号、128号和法租界徐家汇路44号，再设法将制造出来的军火输送到东亚的其他地区，目的是配合德国的战时宣传战，在法属和荷属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内制造混乱。

1916年3月31日，法租界会审公廨对“尼尔森集团”提起了诉讼，指控德国当局已经破坏了中国恪守的中立。当月，法国驻沪总领事纳吉致信德国驻沪总领事柯尼克平，抗议德国当局已经违背了在中立国恪守中立的承诺，将其直接斥之为“战争行为”。最终，由于德国政府的庇护，走私军火的主谋之一尼尔森被无罪释放，而其助手董贽塘和司机刘金标则分别被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和三个月。

尽管对“尼尔森集团走私军火案”的审判草草收场，但在“尼尔森事件”后至中国参战前，协约国和同盟国至少在上海已经事实上进入了战争状态。这一事实的另一面，则是尽管当时北洋政府对“一战”保持中立，但中国却以另一种被动的方式卷入了战争：交战双方在中立的第三方，以宣传战和情报战展开了对抗。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欧洲殖民帝国在东亚的拓殖活动，主要是以政治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面对德意志帝国旨在引发英法控制地区骚乱的宣传战，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创建“政治与本地事务处”强化了情报搜集和对德国人活动的监控：一方面，以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法国驻香港和上海两地领事馆为核心节点，建构了一张覆盖东亚地区的情报网络；另一方面，与英国当局实行情报共享机制。

由于北洋政府直至1917年3月17日，才向同盟国宣战、加入协约国阵营，因此从1914年至1916年间，欧洲交战双方在中国也并未进入实际战争状态，却表现为以宣传战和情报战为形式的对抗。然而在实际上，因为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与德国的紧密联系，北洋政府在战争初期却是倾向于支持同盟国的。

特别是在上海，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对华界行政进行了重组，先后设立了上海镇守使和淞沪护军使。华界行政的军事化改革，一方面，在实际上终止了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加强了与德国当局的合作，以抵制英法势力在这一地区的扩张。

1915年底、1916年初，英法两大租界警务处联合破获的“尼尔森集团军火走私案”，不仅让一张覆盖整个东亚地区的德国军事情报网络，以及德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密谋浮出水面，而且也使协约国与同盟国早在中国参战之前，便在实际上进入了战争状态。中国以另一种被动的方式卷入了战争。

作者为巴黎政治学院历史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