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张倩

凌晨三四点的“鬼市”是陈伟华对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最初的记忆。

那年她36岁，每至周末都要扛着大包小包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当时，现在的潘家园桥西南侧、河南大厦的所在地，还是一片垃圾堆，夜深人静后她便在垃圾堆上占地摆摊，卖一些玉质的戒指、手镯、挂坠。

凌晨3点，的声音传来，她知道，买家来了。来者提着手电筒，在各个摊位上扫视，遇到喜欢的，便蹲下身，反复摩挲。

这种情景始于1990年前后，这是如今的潘家园旧货市场的最原始面貌。

多年来，潘家园承载了为生计所迫的农民、文玩爱好者、民间收藏家、落魄艺术家们的各色诉求，“谈笑论得失，往来皆古玩”，是对那时潘家园最贴切的描述。

更有收藏家表示，如果没有潘家园，民间很多古木家具估计会被当作柴禾烧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被卖了也就卖了”，留不下任何痕迹。

20多年后的今时，潘家园旧货市场已号称中国最大的旧货市场。这里多了新疆的和田玉、缅甸的翡翠、俄罗斯的蜜蜡、马达加斯加的玉髓及墨西哥的黑曜石，同时也继续展示着鱼龙混杂的喧闹，亲历着世间百态。

新近发生的事情，却令潘家园的商户们担心这里会成为他们的“梦碎之地”。5月30日，潘家园上千商户集体歇业，要求与市场管理方平等对话，保卫自己的权益。很多老商户情绪激动，他们说，自己把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了潘家园。

“鬼市”初起

陈伟华自诩是潘家园第一代商户。回忆过往，她提到最多的是当年为了省下5元的管理费，如何在夜半时分逃避循声而来的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及在20余年的时间内如何与其他商户一道繁荣了潘家园旧货市场。“商户成就了这个市场。”她说道。

至1993年，在“鬼市”练摊的古玩商贩陆续达到了300多家，为管理之便，朝阳区政府将摊贩从之前的垃圾堆集中到了现在的朝阳区妇幼医院所在地，但陈伟华们依旧是流动商贩，依旧摆地摊，明显不同的是，管理费从之前的5元上涨到了30元。

两年之后，商贩们再次被集中迁移，这一次，他们被安置在偏于三环路东南角的一块空地上，并且聚集至今，发展成为中国最大、最有名的文玩和旧货市场。

65岁的李国栋1992年初涉“鬼市”，然后再没回头，他同样被归为第一代商户。对于潘家园旧货市场，李国栋称他是有感情的。在他看来，感情的日积月累不仅在于潘家园维持了他的生计，更在于他眼见了潘家园旧货市场发展壮大的完整历程。

1996年，旧货市场建立砖瓦结构的摊位，初具现在市场的雏形，摊位由商户购买，价格多在300元左右，而且能够私下转租、转卖，在当时市场管理方的默认下，商户自认为拥有了摊位的永久使用权。

有了固定摊位，不用再东奔西走、抢摊占地，李国栋感觉买卖有了奔头，虽然在当时，潘家园旧货市场周一至周五为菜市场，只有周末才会交付给文玩商人。

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第一代商户对新事业的激情，他们每家出资2000元，一起在市场上修建了足以遮风避雨的大棚，并使用至今。

初步规范的市场外加第一代商户的呼朋引伴，潘家园活跃了起来，对全国范围内的文玩爱好者形成了虹吸效应。

之后的潘家园集聚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卖家和买家，也集纳了散落民间的文玩珍品，成为了全国品类最全的收藏品市场和最大的民间工艺品集散地。

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馆长、收藏专家马未都曾这样描述记忆中的潘家园，“清康乾雍三代的官窑碗10元一个，雍正青花大盘才卖16元，一对清红木椅子比商店里的电镀折叠椅子还便宜。”他坦承，在潘家园“捡货”练就了一双慧眼，自己的博物馆与潘家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潘家园在张开怀抱接纳四方来客的同时，也“滋补”了不知名的艺术爱好者。

1997年的张雪明默默无闻，以在潘家园卖字为生，后被到此“捡货”的人推荐给著名书法家启功，遂逐步走向书坛，成为声名鹊起的书法家。

这是潘家园给予那代人的馈赠。

在成为全国人气最旺的古玩市场后，2008年，潘家园借奥运的东风，首次进行全年365天开市，被打造为北京又一文化地标。自此，逛潘家园与登长城、吃烤鸭、游故宫并列成为外国游客到北京必游项目，周末开市时客流量一度可高达六七万人。

超高的人气直接变现为商户的收入，一位商户介绍，2008年日净利润有时候可高达数万元。

利润刺激着商户，也推动了潘家园旧货市场的商业化进程，在同一年，市场中的摊位价格已由十年前的几百元暴涨到平均8万元左右。

一年后，陈伟华腰伤复发，回老家休养。她的独子赵强已于两年前大学毕业，年轻的大学毕业生雄心勃勃，要接手母亲的生意，陈的生意这时已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为以批发新兴玉器工艺品为主。

对儿子的要求，陈伟华并未反对，还资助了儿子30万元在较好的位置又购买了一个摊位。

对于执意要子承母业的原因，赵强解释称，从小跟着母亲卖货，耳濡目染，已经是内行人了。“况且这个行业收入还不错。”他说。

赵强喜欢称自己是潘家园“二代”。在现在的市场中，“二代”数量并不少，他们大多有着共同的特征：年少时跟随父母侵染在市场中，十六七岁时便曾远赴缅甸、俄罗斯、越南、尼泊尔等国家“淘宝”。

梦想与现实

“翡翠吊坠80元一个随便选”“乾隆通宝50元一枚”“碧玺手链10元一串”……这是现在潘家园的日常，而马未都早已不再来这里“捡货”。

对于目前的市场，李国栋坦言这里最多有万分之一的古物，其余全部为仿品和工艺品，且销售方式以“倒买倒卖”为主。

赵强的长期合作客户多来自东北、内蒙古和山西，仰仗这些商人，2012年他在潘家园旁边的小区购买了一套80平方米的两居室，首付的60万元是他的全部积蓄。

但转折随即出现，从2015年开始随着经济下滑，赵强摊位上的商品交易量锐减，有时甚至连续一周开不了张。他开始焦虑，在过去一年大量脱发，刚刚33岁便出现了秃头的迹象。

杜东生与赵强是同乡，杜的父亲曾与陈伟华一道在垃圾堆上摆过地摊。杜今年28岁，皮肤黝黑，脸上透露着与年龄不相当的沧桑。对此，他笑称：“常年往东南亚跑，风吹日晒，所以才又黑又老。”

对于不景气的生意，杜东生认为，目前只有耐住性子“熬”，“熬过这个寒冬就好了，我不相信这个行业会一直不景气”。

受困扰的不只这些“二代”，还有前来潘家园意欲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的艺术家。65岁的郭玉海来自黑龙江，目前孤身一人租住在北京最大的创意园区——宋庄，房租为每月500元，平日在潘家园摆摊，边画边卖，这种生活方式已维持了七年。

6月3日临近中午时，他正在摊位上用毛笔创作一幅丝瓜藤蔓图，画好后售价60元。在作画期间，他表示，一个人对待中国传统艺术的态度反映了其个人的修养。而对于在潘家园如织的人流中，有多少人懂得中国传统艺术的问题，他笑答：“这里集合了三教九流。”

丝瓜还没画完，附近小餐馆的伙计提着两大包盒饭来市场叫卖，郭玉海提着毛笔，侧过身子对小伙计大喊：“给我留一盒地三鲜的。”这餐盒饭13元，价低量足，他很满意。

郭玉海在潘家园卖画所得最多一天达到过上千元，但大多数时候只有寥寥几百元，有时候甚至不足百元，潘家园也是他唯一的销售渠道。

同郭玉海一样，旧货市场里的大多数商户视潘家园为唯一的维生法宝，这种孤注一掷的信念反映到实际行动中表现为，年轻的商户卖房卖地、倾家荡产，然后携带老小进驻潘家园。这种情况在杜东生身边的老乡、朋友中大量存在。

今年潘家园的摊位价格一般介于25万至75万元之间，一些地段较好的摊位价格甚至高达上百万元，除去购买摊位的开销外，商户另需每年向市场管理方缴纳1.5万元左右的管理费。

很多于2013年、2014年购买摊位的商户算了一笔账，累计到现在为止，他们的生意没赚反赔，且在潘家园坚持的时间越长则会赔得越多。

但几乎没有人表态会弃潘家园而去。

杜东生解释了商户的坚持，文玩生意具有压本钱、投资大、利润小几个特点，即使最不起眼的玛瑙摊位，其货物总价格也在百万元以上。

“一旦离开潘家园，我们能带着上百万元的玉石、翡翠、玛瑙去哪里呢？这些东西不是生活必需品，而且我们也不能自己消费。”杜东生颇显无奈地表示。

与此同时，潘家园旧货市场管理方也在逐步收紧对市场的控制权。其实早在2009年从事民间古物研究的收藏家吴建勋便曾公开指称潘家园旧货市场的管理粗暴、封闭，内部运行的为“独立王国”式的经营模式，甚至公安、工商等部门都难以插手。对于吴的说法，商户们表示认可。

投资迟迟没有回报加上自主权被蚕食，商户与市场管理方的矛盾在5月30日被激化。

早在2015年12月，潘家园旧货市场管理方给每户商户发放了一纸合同，合同生效期间为2016年1月1日至6月30日，且要求必须签，这是自建市以来，商户们从管理方拿到的第一份合同。

对此，商户们没在意，他们认为自己与市场管理方的默契已经存续20多年，其效力远大于那张他们签了字的A4纸。

这份合同中有条款指出，商户应充分理解目前北京市中心区人口与功能疏解的政策，并配合；如因政府功能疏解政策需对现有市场进行整体升级改造建设，此种情况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商户应无条件配合市场管理方，在规定时间内向管理方腾退摊位。

最近有商户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发现一条信息，称，北京市朝阳区国资委领导率潘家园旧货市场有限公司领导一行12人于4月9日在张家口进行考察。同一网站的信息显示，潘家园旧货市场有限公司已与张家口签订了市场搬迁项目，并称此举将加速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步伐。5月31日，这些信息均被删除。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曾几次造访潘家园，在他的印象中，潘家园对活跃北京的文玩市场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对于上述信息，他感觉比较困惑：“如果要搬迁，目的是什么呢？即使搬迁了，也未必能解决大城市病的问题，而城市的需求向来是多层次的，这种做法并不妥当。”

对于傅蔚冈的疑问，2015年8月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公布的北京在京津冀一体化中的功能定位或许能说明问题，即北京被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并展开了大规模的产业疏解，先后有多个北京大型市场已确定外迁。

管理方在5月30日要求商户重新签订的2016年下半年的合同中，又增加了新的条款，规定商户将地摊全部或部分转租、转让、转借给第三人或和其他租户交换地摊的或变相转租、转让、转借、交换的，管理方可解除合同；未经管理方同意，商户连续三日未开展经营活动的，管理方亦可解除合同，收回摊位。

对于被收回的摊位，商户们听说会由市场拍卖，价格比私人交易的价格一般会高出35％－40％。

这些条款在商户看来太过霸道，他们将此解读为管理方意欲强行收回他们的摊位，或为谋取私利或在为免去搬迁补偿做准备。于是，商户们决定集体歇业抗议。歇业期间，有年长的商户说，死也要死在潘家园；年轻的商户则称，自己一家三代的生计都捆绑在这个摊位上了，决不妥协。

不确定的未来

价格不菲的货物造就了潘家园商户们的“珠光宝气”。

他们常年戴着蓝色的天河石、绿色的孔雀石戒指，盘着碧玺、玛瑙手链，挂着翠绿色的翡翠吊坠穿街走巷，但杜东生说这是一种假象。

未歇业时，每至下午5点，这些装饰华贵的人们用简易的货架推着他们上百万元的身家，走向潘家园周边的地下室和城中村。

杜东生与妻子所在的出租屋位于地下二层，房间不足8平方米，距离潘家园旧货市场需步行五六分钟，每月的房租为600元。这间出租屋所在的大楼共有三层地下室，地下二层、三层对外出租，房间如蜂巢般密密麻麻地排列着，杜东生说，这些地下室里住的基本上都是潘家园的商户，一共住了200来户，不到8平方米的房间内要容纳下一对夫妻，有时还包含年幼的孩子。

时值初夏，男人们潜回地下室后，多选择赤裸上身去公共水房洗去一天的疲惫。这个时候，地下的潮湿夹杂着食物的味道，使所有人无法逃离地置身其中，感官享受并不美妙。

但人们对这样的生活环境并没有怨言，因为还有人比他们更辛苦。

在距离旧货市场步行18分钟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城中村，名叫饮马井，即便是生活在周边的老北京，对这个地方也所知甚少，这里聚集了大批的潘家园商户。

傍晚在饮马井村口的小路旁，大型的垃圾车在倒运垃圾，空气中弥漫着腐败的气味，村子的上空横亘着一座高架桥，北京开往天津的高铁几乎每隔10分钟便从此呼啸而过。但现代文明并未侵染到桥下的空间，饮马井与大多数城中村一样，私自加盖的楼房、私拉乱扯的电线、蓬头垢面且品种繁多的狗们充斥其中。

近几年，来潘家园谋生的南疆和田玉商人越来越多，饮马井也与时俱进，张贴在墙上的告示多有汉语和维语两种语言，这里的房租多在400元至500元每月。

这些人有着相似的生活境况：父母年迈、子女尚幼，夫妻二人扛着两代或三代人的生计。杜东生曾算过一笔账，他和妻子在北京的花费为每月2000元，除去孩子的幼儿园园费和市场的管理费后，所剩无多，但却涵盖了其父母养老、治病及老家修葺房屋的开销。

所以，他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摊位被收回。”杜东生来自河南南阳，著名的玉雕之乡，他15岁入行，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同龄人读书、学习各种生存技能的时候，他已在走南闯北与各色人马斡旋，至此除了卖玉，一无所长。因此，在面对市场管理方的“强权”时，他旗帜鲜明地加入了抗议队伍。

歇业第一天，来自东北的玛瑙商人“龙哥”建立了潘家园商户维权群，商户们在群里讨论如何一致对外守住摊位，但几天后有人私下里对歇业无法带来收入一事有了微词。歇业持续到第五天，一些商户按捺不住，开始摆摊，维权群里尚未恢复营业的商户开始用难听的语言对这些人进行咒骂。

但生活仍要继续。李国栋说，市场管理方给很多商户打了电话，要求立马签合同，部分商户已经签了。他行走商海几十年，自认为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但面对今时今日的潘家园，却束手无策。

对于商户们的抵抗和质疑，在歇业第四天，潘家园旧货市场管理方给出了简短的解答，主要内容是，市场允许商户雇人或由其亲属代为出摊；连续三天不出摊经营需提前对市场进行说明；市场没有搬迁异地的计划。但是与张贴在市场里的其他公告不同，这份解答文件落款处没有加盖任何公章，而且对于商户最为关心的摊位使用权问题只字未提。

“现在的我们就是砧板上的肉，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执意不签合同，摊位会被强行收回，之前所有的投入会化作乌有；如果签了合同，则会永久失去摊位的自主权，将来等待我们的是会被随时赶走的处境。”李国栋表示。

集体歇业的第六天，一大早喇叭声便已穿透到各个角落，“大部分商户已重新签订合同，个别未签订合同的商户请尽快与市场联系”，且一直循环播放。

嘈杂的声响似乎与潘家园旧货市场文化地标的身份格格不入。

对于只闻其名，但从没来过的人们而言，提及潘家园，脑海里多浮现出这样的情景：在京韵大鼓的背景音中，文人墨客渐次登场，兜兜转转只为寻得心头之好。

但如今的潘家园已与此情此景疏离，相反在践行“人生悲喜事，寻梦潘家园”的谶语。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商户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