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苍耳／文

费正清来到牛津后拜苏慧廉和马士为师，后者曾在大清海关总署工作了35年。马士返英后一度想用总税务司赫德爵士的日记撰写晚清中国海关史，遭到赫德后人拒绝。马士告诉费正清，赫德爵士主管大清海关55年后返回英国，而他的妻子早在25年前就回国了。在伦敦的家中，妻子仍不忘絮叨在清国的不快记忆，似乎那儿只有发烧、厌倦、痢疾，还有中毒。老了的赫德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没有什么用处的老人”。事实上，老了的赫德并非不回溯在清国的时光，只是大都在睡梦中罢。

有趣的是，在费正清看来，马士之所以没有老去，是因为他返英后成了历史学家。

赫德固然老得不能再老，但赫德日记以及作为符号的“赫德”仍是研究晚清中国无法绕过的。费正清正是从赫德有关海关的珍贵资料开始了中国问题研究。在自传中，费正清说他最初的研究犯了错误：他从1854年上海建立外籍海关税务司入手研究晚清海关的起源，忽略了“回溯律”——历史要往回追溯来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晚年的他总结道，如果从赫德接受英国驻华公使任命后又决定放弃的1883年入手，才是最佳的切入口。因为这样他可以回溯1854年甚至1842年的相关事件。后来他建立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经常告诫学生和西方学人要遵循回溯律。

但回溯律并非始自费正清，至少中国史学家早就在用了。孔子作《春秋》何以“乱臣贼子惧”？一则借史镜照乱臣贼子，二则让后世君王照照自己。

其实，回溯律只是研究历史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仅靠回溯律并不能保证得出正确的结论，不同的眼光和观点决定了这种“回溯”的走向和归源点。倘以成王败寇的有色眼镜回溯之，历史无非是丛林法则下的弱肉强食的历史；倘以正统嫡传的目光回溯之，那么历史无非是篡位与反篡位的宫廷斗争史；倘以阶级斗争的目光回溯之，历史上各个集团和群体将重新排队，一切历史无非是阶级斗争之血史。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资治通鉴》贯通二十四史，堪称“回溯”到底了，可那仍不过是“通鉴”王者的驭臣术、愚民术和平叛术。

以法国大革命而论，它一直被视为是20世纪革命大潮的源头。处于20世纪初叶的中国政治精英无不向这一巨大的历史资源回溯：有人在里面看到“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名词，好比中国革命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三个名词实质上依附于民权（孙中山）；有人看出异党屠尽则同党相屠，疏者屠尽，则亲者相屠，合数十百万革命者之流血以成就罗伯斯庇尔之民主专制，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拿破仑之专制民主（康有为）；有人看出了法兰西革命以前，欧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于君主与贵族特权之上，大多数之人民皆附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之可言，法兰西革命因其“平等”和“博爱”与英国革命相区别，而与社会主义挂上了钩（陈独秀）；也有人看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企图以革命手段实现社会变革的政治表达，虽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但民主政治有名无实（严复）。其时各路精英因所站的“河道”不同，因而回溯后所得的“鱼鳖”也自然不同；连未庄人都看出点什么了，他们管自由党叫“柿油党”。

事实上，费正清研究中国问题运用“回溯律”，还有另一路径，即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必须回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事事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他认为19世纪的中国对西方来说，是远在半个地球以外的连续不断而且自成体系的秘闭世界，如果不对中国的传统有所认识，便不能清理它的现代变迁。他得出的结论包括：中国人的政教合一源自天人合一的文化哲学和思维，现代化之归宿于极权体制主要是中国文化本身所决定的，等等。这些结论是否稳当可以讨论，但这一回溯的路径无疑是正确的。

黄炎培在20世纪40年代回溯历史时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周期率”：余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

研究过去50年来的历史，倘不回溯在这之前的更长、更大范围的历史，比如20世纪的中国革命史、国际共运史、前苏联政治斗争史，恐怕有些事情不一定说得清。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