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更重要的是公投本身。启动脱欧公投充分表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人们对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信心在退潮，这种信心的丧失已经开始转化为破坏力不可小觑的实际行动。

欧盟分裂的种子在欧债危机时即已种下。欧洲领导层关于欧债危机原因和对策的分歧，以及那些经济基本面尚好的国家不愿意更多分摊穷国的债务成本的冷峻事实，提醒着人们欧洲经济一体化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及一体化的局限。

欧盟的基础是欧洲经济共同体，而欧洲经济共同体是以冷战期间西欧发达经济体为核心组成的。战后几十年西欧国家在美国军事保护伞下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一体化进程的顺利前行，使人们对后冷战时代欧洲经济面临的新挑战和新变局准备并不充分。德国的统一和前苏联的崩溃带来的西欧内部凝聚力的减弱没有被人们充分意识到，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化所带来的可能的挑战与冲击，也没有被欧洲工商界所充分重视。

现在回头看去，欧盟扩大的基础并不稳固。人们显然高估了欧洲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经济进行整合的能力和所带来的利益，而低估了整合的成本和负面效应。而在欧盟最需要加强团结应对时艰的时候，又面临全球化退潮带来的欧洲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和此前一体化红利不断被消耗。移民问题只不过对上述矛盾起到了百上加斤的激化效应，其本身并不是激发英国脱欧公投的根源。

欧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欧元的诞生更曾经昭示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累累硕果。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从整体上提升了人们的福利，这一点毋庸置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这些年来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民众也享受到了相对低廉的来自新兴市场的商品和服务。

全球化故事的另一面是，全球化红利的分配是不均衡的，而这种不均衡所导致的挫败感及其引发的反弹，已经强大到威胁全球化存在的程度。即使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年代，对全球化的反弹也一直如影随形，但更多集中在新兴市场国家劳动者福利不足、产业污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等议题上。

人们一度认为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产业升级和居民财富的提升，相关问题会得到缓解，而全球化叙事也会进入到新的阶段。然而英国脱欧公投以及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等候选人迎合民粹主义的言行表明，作为全球化发源地的欧美发达经济体内部对全球化的抵触和拒斥可能更具破坏性。

发达经济体内部全球化失意者的抵触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虽然得到了廉价的商品和服务，但面临着因为制造业全球链条重整导致的工作岗位持续流失、福利保障持续被削弱的现实及未来威胁，而近年来族群矛盾的多发既是全球化下劳动力再布局的结果，也是人们抗拒进一步全球化和接纳更多外来移民的原因。

更不乐观的是，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得利者虽然赞同继续推进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但是却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地区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这反过来导致各国内部赞同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者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是近年来全球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有所抬头的根本原因：在全球化年代，资本和资本家或许可以淡化国度概念，然而选民和选票却是有国度的。

面对全球化的阶段性挫折，各国政治领导层给出长远发展愿景和应对当下经济困局能力的双重不足，更令普通大众心有戚戚然。这也是敢于提出极端主张和不负责任政策建议的政治势力得以集聚力量的根源所在。

欧盟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欧洲的挑战，也不仅仅是全球化面临的挑战，而更多凸显了此前被全球化大好形势所掩盖的民族国家治理单位与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全球配置之间的根深蒂固的矛盾。无论是全球化红利更合理的分配，还是全球化问题更全面的应对，人们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协调机构。无论是G7，还是G20，更多发挥了议事平台的作用，而鲜见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协定。在当前亟须推进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各国货币和财政政策当局之间的合作至今乏善可陈，而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氛围却在上涨。所有这些，都比英国脱欧公投更值得人们关注与反思。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挑战和机遇，在享受了数十年的全球化机遇后，如今全球化的退潮对各国政治家、工商界人士和普通民众都构成了共同的挑战，需要人们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

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虽然有着这样那样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全球化的退潮乃至崩盘，带来的破坏实在难以想象。避免这样的噩梦变成现实，是这一代人共同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