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郝洲/文

7月15日深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地中海度假胜地马尔马里斯的Turban酒店内计划度过一个周末。此时，一场血雨腥风正在首都安卡拉和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酝酿，一个军事政变计划即将实施。由于行动遭泄露，原本计划在16日凌晨3点开展的军事行动被提前到15日夜里9点。

在控制了军队总参谋长胡鲁西·阿卡尔和其他高级将领之后，参与政变的军人出动坦克和直升机包围了安卡拉的议会大厦、总统府、内务部以及国家电视台TRT的总部。在伊斯坦布尔，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座大桥上从亚洲通往欧洲方向的交通被封锁，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也被控制。

凌晨0点15分左右，一个自称“国家和平委员会”的组织通过TRT电视台发表声明，称他们已经控制了国家政权，并将“恢复宪法秩序、民主、人权和自由，以确保这个国家回归到法治的轨道”。

几乎与此同时，三架搭载了25名士兵的直升机赶到埃尔多安下榻的酒店，试图控制住独揽大权的总统，但他已经得知政变消息并在一个小时前逃离酒店。埃尔多安通过Facetime联系上了一个CNN记者，证明其人身仍然自由，并呼吁支持者们上街抵制政变军人宣布的宵禁政策。

政变最终以埃尔多安回到支持者众多的伊斯坦布尔，并夺回对国家的控制权告终。之后一场后政变时期的肃清运动如风暴般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尽管此次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和全盘计划未全部公之于众，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军官对于埃尔多安政府一党独大的做法极度不满，如果他们通过政变上台将对埃尔多安的势力进行清洗，而埃尔多安平息政变，也势必加大对反对派势力的清洗力度。“无论哪方取胜，土耳其都正在民主道路上开倒车。”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土耳其项目主任索内尔（Soner Cagaptay）对《财经》记者分析称。

国内外“大地震”

7月20日，埃尔多安宣布土耳其将实施三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自周六凌晨政变平复以来，6000多名军人和数十名将军遭到逮捕，9000名警官遭解雇，大约3000名法官被停职，总理办公室也有250名雇员被撤换，国家情报机构NIA中有100余人涉嫌与政变有关而遭到调查。

此外，据土耳其《萨巴赫报》报道，由于怀疑此次政变与逃亡在美国的居伦有关，而居伦在土耳其教育界影响颇大，肃清的矛头也对准了土耳其教育部门。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禁止所有学者到国外出差，并要求之前在国外的学者尽快返回国内。土耳其教育部19日宣布全国范围内约15200名员工被停职，1577名大学学科带头人被勒令辞职。在私营教育机构的20000多名教师也被吊销了工作许可。

接下来，清洗运动将进一步在国家广播电视系统展开，由于TRT电视台播放了政变者的声明，已经有370名员工遭停职调查。广播电视最高委员会宣布还将召开特别会议针对政变进行彻查。

遭到指控的居伦曾经是埃尔多安的政治盟友。2013年，居伦在国家司法系统内的支持者们发起了一系列针对现政府要员腐败问题的调查案，这在当时被埃尔多安视为“政变企图”，两人开始分道扬镳。今年3月，土耳其官方宣布将居伦主义者的主要报纸《时代报》（Zaman）收归国有；5月，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居伦领导的组织统一称为“居伦主义者恐怖组织”（FETO），并与“伊斯兰国”和库尔德工人党一道列入土耳其的恐怖组织官方名单。

与居伦有过接触的美国中情局前分析员富勒（Graham Fuller）却认为居伦是美国需要保护的对象。根据富勒的形容，居伦是个绝对的温和派伊斯兰主义者，他认为“伊斯兰应该通过知识和教育得到繁荣和发展，那些把大量时间花费在清真寺里的虔诚的土耳其穆斯林应该融入受教育的、开化的、城市化的和全球化的主流”。

政变刚发生时，西方国家一致表示支持埃尔多安民选政府并谴责政变的军人，但随后埃尔多安掀起的清洗风暴迅速逆转了政治风向，导致土耳其外交上孤立无援。

在平息政变后，土耳其总理伊尔德勒姆称所有支持居伦的国家“都不会是土耳其的朋友”，土耳其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与居伦主义者之间的战争”。矛头直指盟友美国——土耳其向美国提出引渡居伦的请求，美国国务卿克里坚持要求土耳其提供可以证明居伦参与违反了美国法律的活动的证据。

由居伦问题引发的土美关系紧张影响到美国在土耳其南部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的使用权问题。为应对苏联威胁，美国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在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内部署约50个B-61核弹头；在美国针对“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中，该基地是重要的前沿基地。

埃尔多安很快澄清说，引渡居伦的问题与土美之间的其他问题无关。但是，埃尔多安试图重新恢复死刑的做法让欧美国家领导人大跌眼镜，欧盟领导人警告土耳其如恢复死刑，将终止土耳其的入盟谈判。为了加入欧盟，土耳其在2014年通过国内立法废除了死刑。

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本已因难民问题而紧绷，欧盟希望土耳其收留更多的叙利亚难民并愿意提供资金和支持，以此减轻欧盟面临的难民压力。“叙利亚难民问题将持续考验欧盟和土耳其的关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托洛伊茨基（Mikhail Troitskiy）对《财经》记者分析称，土耳其国内政治的极化将给与欧盟的谈判增添更多不确定因素。

政变发生前，埃尔多安曾尝试恢复与俄罗斯的正常关系，目前，俄罗斯仍然禁止国内游客前往土耳其旅游和进口土耳其蔬菜水果。

“这一状态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改变，虽然埃尔多安在挫败政变后更加需要国际支持，但是他现在应该没有精力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也不想在极力丑化土耳其之后又迅速与其和好。”托洛伊茨基说。

“没人能既是世俗主义者又是穆斯林”

土耳其去年在叙利亚-土耳其边境击落俄战机后，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警告：“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化是比击落俄战机更严重的问题。”

近些年，埃尔多安在率领土耳其国内向伊斯兰转向的道路上越走越快。其本人虽然平时西装革履，但他的夫人和女儿在公开场合必然佩戴头巾，埃尔多安本人戒烟戒酒，逢周五必然前往清真寺进行祷告。

随着埃尔多安所在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基础逐渐稳固，长期在国会把持多数党地位，从2012年－2013年期间开始，埃尔多安开始将伊斯兰教义从私人生活空间扩展到公共空间。譬如，在土耳其国内修建更多的清真寺，解除女性公职人员不得佩戴头巾的禁令、禁止国内航空公司的空姐抹口红、颁布晚上10点至次日早晨6点的禁酒令、禁止酒类广告等。

“没人能既是世俗主义者又是穆斯林……对我们来说，民主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埃尔多安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时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

在对土耳其教育体系的改革中，埃尔多安及其执政团队正努力在中高等学校的课程中加入宗教选修课，并将一些普通高校转变成为带有宗教必修课的宗教学校。2012年新教育法通过后，进行这些转变的学校逐渐增多。2014年底，土耳其的高等教育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在公立小学强行引入逊尼派伊斯兰宗教课程的政策建议并得到实施，来自其他宗教信仰或有不同日常生活习惯的家庭的小学生也不得不接受这些课程。

2015年总统选举前，当时还是总理的埃尔多安率众部长出席了国有的土耳其农业银行（Ziraat Bank）首个伊斯兰金融分支机构的开业典礼，并鼓励伊斯兰金融在土耳其的迅速扩张。预计到2018年，这家伊斯兰金融机构在全国将拥有170个网点以及2200名雇员。另外两家国有银行VakifBank和Halkbank也将迅速开展伊斯兰金融业务（编者注：伊斯兰教义禁止任何形式的利息，伊斯兰金融便是根据这一教义不向存款者支付也不向借款者收取利息，而是通过其他变通的方式提供金融服务）。

今年4月25日，来自正义与发展党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伊斯梅尔·卡赫拉曼甚至公开提出，土耳其的新宪法应该“放弃对世俗主义的提法”，成为宗教性宪法。这一步实在是迈得太大，党内的其他要员，包括当时仍然在职的达武特奥卢以及埃尔多安本人，都迅速与议长的这一言论“撇清”了关系。

在平复此次政变的重要一环——鼓动支持者中，埃尔多安通过网络视频呼吁人们上街抵制政变的同时，还命令国家宗教事务管理机构发出一份特别祷告通知，鼓动教众在非祷告时间前往清真寺进行宗教活动，以此来最大程度团结自己的力量。

在对外政策方面，埃尔多安支持（至少是同情）逊尼派极端穆斯林的面纱已逐渐滑落。在“伊斯兰国”于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不断坐大的过程中，土耳其的作用不可忽视。土叙边境是“伊斯兰国”人员、武器弹药以及其他物资的重要补给通道；俄土交恶后，俄罗斯更是曝光了埃尔多安的家人参与“伊斯兰国”石油走私的生意。

在此次未遂政变之前，土耳其国内的安全形势已经十分严峻。6月28日发生在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的恐怖袭击事件导致45人丧生，三名袭击策划者从叙利亚跋涉上千公里抵达土耳其并在伊斯坦布尔租下了一套公寓，用了长达一个月的时间组装炸弹。“他们能够如此肆无忌惮但没有引起安全部门警觉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土耳其国内的主流宗教思想变得更为激进，给这些圣战者提供了生存空间。”索内尔说。

地缘政治分析机构Stratfor分析认为，在面对国内这些恐怖主义威胁，以及为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提供反恐支援的要求下，土耳其军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政变之后的清洗将使土耳其军队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为本国的政策或对外战略服务。

军方与伊斯兰政党的拉锯

地中海北侧的土耳其是穆斯林国家中最早尝试世俗民主的国家之一。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着手建立世俗政府，他提出宗教和民族平等，伊斯兰教的教义和习俗应被严格限制在私人空间，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治理模式应该向西方宪政制度靠拢。凯末尔·阿塔图克的政治主张被称为凯末尔主义，作为基本条款写入1924年宪法。

尽管有宪法作为保障，但在穆斯林占总人口99％的国家，政治和宗教很难撇清关系。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土耳其军人曾先后四次发动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在历次政变中，军人都扮演了“国家价值守护神”的角色，土耳其军人所认定的国家价值便是“凯末尔主义” 为土耳其所划定的现代、民主及世俗的道路。最重要的是，通过1960年和1980年的两次政变重写宪法，实现了军队参政合法化。但是这不等于说军人干预政治总是具有进步性，例如1971年的政变就没能使社会从混乱秩序中恢复稳定，各种政治组织对社会改革方案依然僵持不下。

上一次政变发生在1997年。具有浓厚宗教色彩、主张以伊斯兰教义建国的伊斯兰繁荣党（Islamist Welfare Party）在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成为土耳其第一大党后，其复兴伊斯兰的势力不断挑战着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的底线。

1997年2月，军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认定繁荣党已成为“反对世俗行动的中心”，接下来，宪法法院认定繁荣党在执政期间的许多言行违宪，其党内一些伊斯兰极端分子攻击共和国世俗体制，成立非法武装，有把国家拖入内战的危险，随后法院决定取缔繁荣党，并要求繁荣党领导埃尔巴坎五年内不得从政。此后土耳其繁荣党洗心革面，以更加温和的路线成立了正义与发展党，也即土耳其当前的执政党。

正义与发展党最终在2002年实现执政，并凭借取得的经济成就，使埃尔多安在2011年大选中赢得了将近50％土耳其选民的支持，这是自1983年以来首次有执政党的得票率超过45％。

在巩固执政基础的同时，埃尔多安没有停止过将权力从军人手中夺过来的努力。埃尔多安首先削减了军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席位数（军人原来占有9席中的5席）；通过修宪允许民事法庭审判涉及军人的事件，但严禁军事法庭审判民事案件；此外，每年8月份提拔军官的权力也全部收归总统。“这是一个非常漫长而艰难的工作。”兰德公司研究土耳其政治伊斯兰发展的斯蒂芬·拉拉比（Stephen Larrabee）对《财经》记者说。

两方之间的争斗远没有结束。土耳其的现行宪法仍然是1980年政变的遗产，由当时军政府指定的协商会议起草，由军人政府审查通过后交全民投票通过，1997年繁荣党的下台正是由于该宪法中“军人合法干政”条款。作为加入欧盟的必要条件将这一条款修改后，埃尔多安政府在2012年9月将332名曾经参与推翻埃尔巴坎政府的现役和退役军官投入监狱。

一种新的力量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期间成长起来。该党注重与权利意识觉醒的社会进行互动，位于安卡拉的中东理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伊赫桑·达济（Ihsan Dagi）认为正义与发展党主要从三个方面做出了改变：政治语言开始与现代接轨，开始使用人权与民主等政治词汇；非常注重来自底层群众的支持，为其合法性寻找根基；最重要的是 寻求国内外现代社会中世俗团体的认可，借此巩固其合法的执政地位。

尽管军人权力遭到了限制，但是土耳其世俗社会此时已经强大起来。对于2012年－2013年一系列伊斯兰化政策，土耳其的世俗社会予以了激烈的示威抗议。埃尔多安政府在做类似努力的时候不得不考虑支持率下滑的危险，这与对军人干政的担心具有同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