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联涛/文

《不确定的时代》是已过世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1977年写的一本书，也是他帮BBC筹备的经济专题片的名字。这本书主要讲的是我们从19世纪充满确定性的经济思想走向充满未知的当下。加尔布雷斯算是那个年代最广为人知的经济学家和社会评论家之一。我仍然记得曾经问过我的经济学教授对加尔布雷斯的看法，我的教授说，加尔布雷斯对经济学的看法过于折中且宽泛，并不是以定量模型和数学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的方向。

40年后，加尔布雷斯的观点或许比自由市场经济学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显得更有先见之明。自由市场所描绘的图景远未达成，自由市场的理想认为理性的人通过追逐个人贪欲将产生最有效的公共福祉，而事实刚好相反，它带来的是极大的社会不公以及未来的极大不确定性。加尔布雷斯说，“财富是互相理解的无情的敌人。”他或许是在说，贫穷和匮乏是推动变革甚至革命的动力。

经济学界往往混淆风险和不确定性，仿佛前者涵盖了后者。著名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对此进行了辨析：风险可以衡量，不确定性不可衡量。定量经济学家将风险定义为可衡量的波动性，如价格等变量相对其历史平均值的波动幅度。经济学界广泛使用的传统风险模型以钟形曲线为基础，它假定价格在平均值或中值两个标准偏差值之间波动的概率是95%。简单来说，标准偏差值衡量的是距离中值的方差或差量，“正常”波动应当少于两个标准差。如果标准差是5%，那么意味着95%的情况下价格波动不会超过10%。

英国脱欧等事件大大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多数专家并没预见到英国脱欧，这里的偏差值已超过常态。它将英国加入欧盟的决定来个180度大反转，是一个标准差大于5的事件。传统的风险管理模型大体是线性的，即预计在未来或接下来，风险是上升还是下降，却并没有考虑到决策完全反转的可能。

也就是说，我们已从风险时代进入不确定性时代，我们面临的是未知的未知。

未知也有不同的类型：已知的未知（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可计算的未知（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进行估算或了解一二），以及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一些可能永远不知道的事情。

大数据这个词很流行，它是通过处理大量数据来发现相互关系。计算能力的成本在下降，但仍然需要大型数据库来获得这些信息或预测。而作为个体，我们大多数人只能依靠直觉或者靠专家来做预测或决策。英国脱欧告诉我们，很多专家都是错的，尽管他们辩解起自己为什么错了说得头头是道，但靠他们预测未来不一定比猴子扔飞镖更靠谱。

眼下有五种因素导致不确定性的增加，即地缘政治、气候变化、技术、非传统货币政策和创造性破坏。

首先，英国脱欧和土耳其政变都是改变历史轨迹的地缘政治事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英国脱欧是一个“拖后腿事件”，或进一步损害世界经济增长。但英国之所以作出脱欧的决定，是因为对移民问题的担忧超过了对欧盟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关心。这又和第二个因素，气候变化密切相关。

气候变化是第二个主要的未知数。我们已经感受到天气变暖、异常暴雨和干旱的影响。历史上朝代的衰亡也与天气剧烈变化有关，例如干旱导致吴哥王朝和玛雅文明的消失。如果北非和中东继续面临缺水和社会动荡，预计将有100万难民向北迁徙进入气候更凉爽、福利政策更好的欧洲。

另一个因素是技术。它既带来了生物技术、互联网和机器人等新发明，也引起对于失业和基因事故等的担忧。

第四，非传统货币政策已经超出负利率的理论界线。尤其是玩“推绳子游戏”的央行行长，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负利率如何破坏银行和资产管理机构等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型。

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力赞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称它们通过创造性破坏，成为资本主义的引擎。我们都支持创新，但变化总是会破坏现状，造成一些损失。技术破坏传统行业，那些被取代的行业会带来失业、大量不良贷款和失去价值的资产。

变化不一定总是零和游戏。如果是双赢，那么变化就是好的。可是如果缺乏领导，它很可能导致两败俱伤。这正是未知的未知的可怕之处。

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阐述古老的亚洲如何应对变化。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杰出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