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珺/文

“三去一降一补”定调2016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去”字诀领衔，其中“去产能”唱主角，可见其重要性非同一般。“去产能”之产能是过剩产能，而产能过剩似乎越来越频繁地成为现代经济的痼疾。

产能过剩的必然因素

在三次工业革命之后，产能过剩已非阶段性、行业性，而是常态化、全球性的现象了,而中国的产能问题更是形格势禁。让数字来证明: 2015年，中国粗钢的产能利用率为67％，而全球平均粗钢产能利用率为69.7％;中国煤炭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为65.8％，全球煤炭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不超过74.5％。在现代经济的语境下，产能不足是例外，产能过剩是常态。原因何在？

首先是技术必然。技术进步使得任何产品的生产曲线极度陡峭，从研发到量产直至形成积压用时极短，从饱和到退出也十分迅捷，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由过去缓上缓下的相对平滑曲线变异为急上急下的尖顶形状折线，临界规模（critical mass）轻松一跃即可跨过，达到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的难度大大降低，而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的扩展亦越来越快。所以，任何产品或服务一旦实现供给，并且对应创造出一定的需求，那么在技术的推动下，加速供给并超越需求便是自然而然的事，达到过剩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并且是个“短时长”的时间问题。“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被“新需求自动抛弃旧供给”的新定律不断挤压，泛泛的供给瓶颈已是历史，而动态链接不断变化的需求才是供给侧的出路。

其次是资本使然。资本是逐利的，并且逐利的资本俨然精确差异化地定位在产品和服务生命周期的几乎每个阶段。随着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的形态和量都有了极大程度提升，除广义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之外，资本以天使、VC、PE、基金、众筹等方式嵌入任何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的关键节点上，使有需求、有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在任何时候都便利地获得资本的眷顾，例如Uber从成立至今已多轮累计募资超100亿美元等。资本是有乘数效应的，一旦资本助力企业，那么其产能从零到过剩也就无需耗时太多了。

同时，兼并收购（M&A）这一资本杠杆也是产能消减的利器，在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的大框架下，M&A把协同效应（synergy）置于中心地位，而协同效应的对立面就是重复产能引发的重复成本。现今的M&A体量愈来愈大，动辄上百亿美元，如皇家壳牌集团以约530亿美元收购英国天然气集团，百威英博斥资680亿英镑收购SABMiller，中国化工计划以约430亿美元收购瑞士先正达（Syngenta）。资本介入不断创造巨无霸，而这种类型的M&A本质上是资本推动下的去产能，当然其中也不乏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的考量。

最后是买方市场使然。伴随着市场经济下商品的数量增长、种类增多，以及消费者的日益成熟，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人类的需求进入差异化乃至高度差异化的阶段，差异化的需求是非结构的、重体验的，而与之对应的量身定制的供给往往是小批量的，与现代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产能过剩必然生成。其实，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使产能过剩的发生成为必然，这是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满足的结果，进步的副产品便是产能过剩，正如人类营养状况改善的同时伴随肥胖症一样，现代经济社会中类似悖论着实不少。

以市场力量去产能

那么，进入新经济后，产能过剩是“昨日之日不可留”呢，还是“今日之日多烦忧”呢？互联网经济或共享经济是新生事物，主要体现在精准性、小批量性、减总量性、去中介化、去中心化、交互式等方面，其对GDP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是减GDP、减总量的，同时人工智能、物联网、绿色革命将激发新的创新，必然会造成持续的产能过剩，当然是传统产能，是旧产能，所以不断地去产能，再不断地创新是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不可逆转。

中国的产能过剩与上述趋势关联，但也有“中国特色”。其一是政府主导下的羊群效应，投资者会对产业政策产生一致预期,导致某些行业短时间内成为众多投资者的集中目标；其二是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和规模，利用政府本身在土地、财政等领域的特有优势，诱导和要求地方企业加大投资，导致大量重复建设；其三是房地产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作用被透支，进而带动钢铁、化工、水泥、玻璃等行业的过剩产能无法及时出清，反而越减越多，越去越留，继续走强；其四是地方保护主义之下的政府干预进一步提高了退出壁垒，市场主体的主动退出或市场主导下的被动退出受到干扰，形成了“产能过剩→政府补贴→产能过剩加剧”的恶性循环。

去产能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三去一降一补”是宏观顶层设计，但去产能仿佛是一个微观和中观层面的问题，而非宏观问题。从单一企业的角度而言，若生产了“适销不对路”的产品，也就是其产能是市场所不需要的，自然要被去掉，你不主动去就通过市场的力量迫使你去，极端的结果就是破产，而关于破产的一系列制度设计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组件。

如果说产能过剩不是指企业，而是指一个行业，那么以市场的力量使其主动去抑或被动去均是可以的。比如美国的页岩油气行业，在油价高企时，遍地都是钻井和巨型的作业平台，但一旦油价跌到30美元以下时，市场的力量从多个方向发力。

其一是成本端，即由于油价低于压裂生产（fracking）的成本，多生产意味着多亏损，一些页岩油气权重大的公司，包括Anadarko、Comstock及Petroquest Energy等均出现了负现金流，其页岩油气的产能抑或停止，抑或废弃，新增产能更是小概率事件。

其二是投资端，即任何的资本支出（CAPEX）在财务上都是不经济的，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甚至无法达到盈亏平衡点，于是只能或下马，或束之高阁。据《华尔街日报》数据，美国超过30家能源企业最近平均削减预算近50％，比2015年收缩大约360亿美元。

其三是竞争对手端，即拥有易于开采资源的或技术更先进的生产者虽然旧日繁荣不再，但仍能勉强维持，页岩油气对立面的传统产油国（如沙特阿拉伯等）还以低油价为武器打击美国的新贵们，结局是Pyrrhic victory（付出极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的竞争使高成本页岩油气产能加速度收缩。

其四是资本市场端，即竞争力低下的生产者无论是发行股票还是债券均举步维艰，存量债务的收益率陡增而续作的成本畸高，新的现金流无法从市场上以适宜的成本获得，财务状况捉襟见肘。

其五是地缘政治端，即欧佩克组织坚决捍卫其产量和市场份额，“限产保价”的措施就是不出手，只为逼美国的新生企业关门。《华尔街日报》2月29日报道，沙特阿拉伯石油矿业资源大臣在美国休斯敦告诉一众能源企业高管，只有在低油价迫使成本高的油企停产后，市场供应过多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上述力量合成之后的结果是相当比例的页岩油气企业或者倒闭，或者被兼并，或者主动收缩产能，行业整体的去产能虽然流血漂橹，但出清效果不错，从油价反弹和新技术出现便可见一斑。

中国去产能的要义

那么，镜鉴国际经验，中国的“去产能”如何行稳致远呢？

首先，去产能准确地讲是个“中国现象”。产能过剩在西方是企业或行业问题，而在中国却升级为经济总体问题。即便视其为全局性问题和综合性安排，去产能的任务也应交给市场，让微观主体和中观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其次，产能过剩恰恰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够所致，从上而下的一窝蜂投资以及招商引资的“大干快上”人为地制造出没有需求支撑的产能，而这些产能的经济逻辑几乎是建立在超发货币、廉价劳动力和环境污染等成本外部化的基础上，况且还有地方政府“GDP至上”背景下的减免税收、土地供应等非市场化政策的刺激，所以去产能工具箱中政府职能回归本位是其中重要一项，政府应专注于建立有利于科技创新的规则以及基础设施（包括制度性的基础设施），让基于市场的企业家精神真正主导经济活动。

最后，正常的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与其产生一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去产能也是有去有增，边去边增，去的是没有需求对应的产能，增的是升级或创新的产能，企业的优胜劣汰和行业的优胜劣汰会使产能逐步达到均衡，当然产能均衡是动态的，是总量和结构不断变化的。

解剖一只麻雀来说明去产能问题。在目前诸多钢铁制造商亏损严重并寻求出售厂房及设备时，奥地利的Voestalpine却计划投资近3亿欧元在Kapfenberg新建一座钢铁厂。通过专注于高附加值钢材，Voestalpine成功抵御了近年来钢材产品价格下跌的冲击，截至今年3月底，尽管其净资产回报率由上一财年的10.0％略微下降至9.2％，但年度净利润规模增长了1.2％，达到6.02亿欧元，是全球产能过剩的钢铁行业中的异类。可见，去产能不是绝对的，也不是线性的。

既然产能过剩是必然，那么去产能就会“永远在路上”，并且一定不是泾渭分明的开关运动，去则关，不去则开。中国的去产能切忌搞成足球比赛的上下半场，上半场建，下半场去。去产能应该是中国经济强身健体的大计，而非简单的减肥，唯有此立意，才是去产能的辩证思维，才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