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降蕴彰／文

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钢材产量是55992万吨，同比增长1.1％；原煤产量是162764万吨，同比下降9.7％。在中央去产能的大格局下，钢铁和煤炭产量的一进一退，使得处置“僵尸企业”问题变得扑朔迷离。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并把去产能排在“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的首位。当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对“僵尸企业”作出定性，即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并明确将对“僵尸企业”实施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

今年2月，国务院发文进一步明确，将先行在钢铁和煤炭两大行业淘汰落后产能，拟用五年时间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用三年至五年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减量重组5亿吨。

结合上半年全国钢铁、煤炭产量的变化，以及国务院制定淘汰落后产能的规划，有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专家对《财经》分：整体上，全国钢材、煤炭行业去产能的进展都比较缓慢，尤其是钢铁行业，部分省市的“僵尸企业”死灰复燃现象极为严峻，其背后的主要原因，除了有的银行为规避不良债权，不遗余力地为“僵尸企业”进行“输血式”续贷之外，一些地方政府在以GDP增长为导向的政绩考核压力下，为维持当下的经济繁荣、就业充分和社会稳定的局面，为“僵尸企业”提供隐性担保的作用也至关重要。

根据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方面的调研，广东、山东、重庆等省市的工业基础好，转型升级快，去产能的压力不大，而在东北三省，山西、河北等老工业、资源型省份，不少大型钢铁、煤炭企业则都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包袱，经济转型步履艰难。

具体到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僵尸企业”，前述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专家分析表示，现在全国整个企业数量、市场主体数量大约在7000万左右，其中究竟有多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应该划入“僵尸企业”之列，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没有一一甄别。

至于5月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所说，在未来三年内，将要处置345户国有“僵尸企业”，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国资委管辖的央企的三级以下企业。地方层面上，上半年广东、山东、江苏、重庆、甘肃等部分省市，公开了下一步处置“僵尸企业”的目标和措施，其中，广东的方案最受国家发改委等方面的认可。

“僵尸钢企”复产

据前述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专家介绍，上半年全国钢材产量的逆势增长，已经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在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钢铁行业去产能就是主要议题之一。

上半年全国钢材产量出现逆势增长很反常。本来去年底全国钢铁社会库存已经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但是受今年一季度的信贷宽松、钢铁价格大幅上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实际上，从3、4月开始，河北、山西等地，一些本已停业的钢厂又死灰复燃，由此推动国内粗钢、生铁和钢材产量均出现上涨态势，到6月钢材产量已经突破单月1亿吨的大关，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使得在去产能和复产潮中摇摆前行的国内钢铁行业的前景，可能再次恶化。

地处山西运城的山西海鑫钢铁集团，原本是一家已经停产两年的大型民营企业，当时的负债高达200多亿元，今年5月，乘着钢铁价格逐步回升的趋势，这家企业受当地政府的巨额资金支持，改头换面，更名为山西建龙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又开始正式生产。

根据公开的报道，在山西建龙钢铁公司投产之前，运城市委书记王宇燕曾提出要求，当地有关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效率意识、担当意识”，为该企业尽早“点火复产”提供大力支持。正是有了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种政策支持，才使得海鑫钢铁集团在钢铁行业去产能的形势下，能够起死回生。

山西中升钢铁有限公司也是大型民营企业，去年10月已经关门停产，在今年上半年的钢企复活潮中，该企业也恢复了钢铁生产，不仅卖出了十几万吨的旧库存钢材，现在包括螺纹钢和钢丝筋条在内的产品日产量还能达到4000吨左右。

在山西，像海鑫钢铁集团、中升钢铁公司这样本已停产，但又在今年上半年恢复生产的大中型钢铁企业就有十几家。在河北、东北等地，也有一些停产但尚未彻底关闭的“僵尸钢企”也恢复了生产。

前述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专家分析表示，去年全国已经削减了9000万吨钢铁产能，但这只占中国钢铁总产量的9％，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钢铁生产调控乏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在整个钢铁行业，民营企业产能已经占到了将近一半。现在并非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其实并没办法对民营企业下达产量的硬指标。

现在中国占全球钢铁供应的一半，上半年国内钢铁产量逆势增长，已经引起了美国和欧盟等方面的高度关注。6月6日，在“2016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中美官员之间就围绕中国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展开争论，美国财长杰克·卢(Jack Lew)提出，由于中国的廉价钢材已经使欧美一些钢铁企业破产和亏损，希望中国钢铁能减产4亿吨，以此来维持国际钢铁价格。

前述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专家分析表示，除了大力度削减国企钢铁产能，工信部等方面正在对新起草的《钢铁产业调整政策》进行最后完善，并计划在近期正式颁布。

按照这份文件规定，未来将在布局、工艺装备方面以负面清单形式，在节能环保、节水、节地和安全等方面以“底线思维”理念，设置新(改、扩)建钢铁项目的标准，这等于是提高了新(改、扩)建钢铁项目的准入条件，以便能从根本上遏制“僵尸钢企”产能复燃的问题。

具体到下一步落实钢铁去产能的目标任务，6月26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已经对外公开，今年要去掉的钢铁产能是4500万吨，涉及到需要安置的职工是18万人。预计《钢铁产业调整政策》正式颁布后，将对完成全年的钢铁去产能任务起到决定性作用。

煤炭行业隐忧

国家发改委给今年煤炭业去产能设定的总量指标是2.8亿吨，涉及到需要安置的员工是70万人，与钢铁去产能的指标对照来看，煤炭去产能的压力或许更大。

前述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专家告诉《财经》记者，在煤炭去产能、处置煤炭“僵尸企业”的问题上，最关键的是要解决“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

未来三年至五年，全国要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还有减量重组5亿吨，这里面大概有一半以上也是要去掉的产能，这样核算下来，至少要影响到130多万国企职工的工作问题。对于央企、国企来说，则必须充分考虑到“僵尸企业”的债务、债权、人员安置以及欠缴社保，由此对中央和地方财政带来的压力也很大。

国资委方面曾透露，在2017年底之前，将要处置345户国有“僵尸企业”。《财经》记者进一步了解到的信息是，由此涉及到的人员转岗分流费用至少需要300亿－500亿元，这还不包括其中一部分退休人员的安置费、社保缴纳费。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曾表示，中央财政将在未来两年到三年拨付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用于帮助地方政府安置失业工人，这实际上还只是针对国企职工的转岗分流，如果考虑到很多大型煤炭民企，未来对煤炭“僵尸企业”人员的分流安置将需要更大的资金盘子。

从来自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信息看，从中央财政准备的1000亿元用于转岗安置的专项资金，到国资委所需的300亿-500亿元的职工安置费用，绝大部分都会用在国有煤炭企业职工的转岗分流上，这方面，预计下一步地方政府承受的财政负担压力会更大。

现在除了央企中的“僵尸企业”是由国资委负责处置之外,对各地“僵尸企业”的摸底排查工作,基本都是由地方政府来推动完成。这种自行认定方式虽然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但又很容易被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短期目标所左右,最后造成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的延迟。

记者调查发现，从目前来看，一些地方政府对“僵尸企业”的摸底和清查，并不严格，对“僵尸企业”的定位标准也不一致，普遍存在“等一等、熬一熬”的畏难情绪。

有来自山西、内蒙古等地煤炭国企的负责人向《财经》记者透露，现在一些大型煤炭国企的负债问题极为严重，像山西焦煤集团、同煤集团、阳煤集团、潞安集团、晋城煤业集团、晋能集团、山煤集团等七大煤炭国企，2015年负债已经高达1.1万亿元，相当于山西省一年的GDP，这让业内普遍对山西煤企的偿债能力产生怀疑。

更严峻的是，有些负债沉重的煤炭“僵尸企业”出现了违约现象。

前述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专家还表示，在处置“僵尸国企”中，还要面对很多国企的社会性政策负担问题，比如，现在一些国企办理的医院等社会职能还没有完全分离。仅仅是央企方面，截至2014年底，还有医院、学校等办社会职能机构7000多个，离退休人员530多万人、困难职工100多万人，由此造成国家每年给这些机构的费用补贴就高达数百亿元。

针对煤炭行业未来的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问题，据悉， 7月上旬，国家发改委已经与20多个产煤省(区市)签订了目标责任书，按照要求，这些地方政府将在2017年底完成各自的煤炭去产能任务。

老工业转型艰难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了解到，在东北三省和山西等老工业、资源型省份，现在都面临着更为艰难的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的问题。

国有“僵尸企业”问题在东北地区尤为突出，仅在辽宁省内，无资产、无生产、无偿债能力的三无“僵尸企业”就高达830多家，涉及到职工16.5万人。在东北这种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地区，普遍存在金融抑制问题，而随着不少国企“僵尸”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这一问题就更显突出。

据悉，现在中国的企业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位居世界第一，有大约1.3万亿美元的企业债将于2016年下半年到期。在东北，政府认为让这类企业倒闭是危险的，于是，就用大量的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去维持这些“僵尸国企”，继续维系资源错配。

前述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专家分析表示，现在东北地区总计有国企3000余家，资产总额超过4.6万亿元，职工人数近200万，国有企业在东北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东北的国有企业大都集中在钢铁、水泥、煤炭、石化等过剩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都是不足60％，产能过剩远远低于75％的警戒线，这在其他省市是极为罕见的。

近两年，随着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这些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断恶化，到去年，东北的国企整体上已经处于亏损状态。

像东北三省最大的国有煤企龙煤集团，累计负债已超500亿元，现在只能依靠政府的补贴勉强维持；东北特钢集团是十年前组建的大型国企，现在仅在大连就拥有1万多名员工，而辽宁省政府方面还持有这家公司70％的股权，该企业的债务是其年收入的两倍。

山西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的难度也很大。煤炭是山西的经济支柱，去年，山西煤炭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约为5760元，同比下降28.6％，是工业部门降幅最多的行业。此外，保守估计，山西煤炭国企资产整体负债已经超过80％，煤炭行业偿债能力也正在日趋下降。

山西省政府方面提出，将在“十三五”期间重点发展煤层气产业，目标是达到400万吨的产能。

但据多位行业内人士分析，尽管现在国家对每立方米煤层气的补贴涨了0.1元，但煤层气的成本/收益比约为传统燃气的4.5倍，并且由于煤层气的替代能源（石油、天然气）的价格持续低迷，预计发展这一行业的经济性会越来越低。煤层气与煤化工业在“十三五”期间的扩张，也许可以短期内拉动投资，带动山西经济发展，但长期来看，是属于严重的资金和资源浪费。

前述接近国家发改委的专家认为，东北三省、山西等老工业、资源型省份，都应该尽快打破对经济发展的传统路径依赖，在创新驱动、对外开放水平、鼓励民间投资等方面做文章。

比如，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中央已将东北三省定位为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明确提出要加强东北三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这表明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已经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

同时，国务院参事夏斌告诉《财经》记者，面对经济由过去长期“超级繁荣”转向常态所暴露的存量风险，必须承认这是已发生的损失，必须有人买单。如果迟迟不买单，不处理“僵尸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也不可能得到解决。不抓紧解决现在钢铁、煤炭去产能中暴露的债权债务复杂关系中的资金缺口，仅靠安排1000亿元资金安置人员，“去产能”问题根本落不了地。

他建议，解决“三去”问题重要的是要对债权债务问题的解决有个资金统筹解决的安排。对在“三去”中形成的损失（企业欠债和银行坏账），必须尽快研究制定统筹解决的方案。

去产能广东样本

广东省在今年全国“两会”之前就基本明确了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的政策措施，并建立了国有和非国有“僵尸企业”数据库。大致的进展规划是，到2016年底，要全部出清国有关停企业，基本建立非国有“僵尸企业”处置机制；到2017年底，全省国有特困企业基本脱困；到2018年底，则要基本实现“僵尸企业”全部出清。

与一些省份对“僵尸企业”的定位含糊有所不同，广东省政府明确，凡是靠政府补贴或银行续贷等方式维持生产经营，资产负债率超过85％且连续亏损三年以上，连续三年以上欠薪、欠税、欠息、欠费，生产经营困难造成停产半年以上或半停产一年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基本会被划入“僵尸企业”的范围。

其外，广东还要求各市、县，都要建立单个“僵尸企业”的档案，并列明企业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拖欠税费、产权瑕疵、需安置人数及费用等等的情况。

按照广东省的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规划，到今年底，要将2333户已经关停的“僵尸国企”全部出清。针对1052户特困国企，则要通过兼并重组盘活一批、资本运营做实一批、创新发展提升一批、关闭破产退出一批，到明年底基本实现脱困目标。

再长远的规划，是到2018年底，将65％以上的国有资本都集中在基础性、公共性、平台性、资源性、引领性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使得国有资本配置效率显著提高，国有经济结构明显优化。

广东方面处置“僵尸国企”，对涉及的全部在职职工、退休人员，每样都有准确的数据。对于非国有“僵尸企业”，则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出清。

广东之外，重庆在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方面，也探索出较为成功的经验。重庆一直坚决不投向产能过剩行业，对传统工业只搞技术改造升级。

重庆现在拥有良好的产业结构。重庆市长黄奇帆曾表示，重庆每年1万多亿元的投资总额中，工商产业占50％，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各占25％。重庆目前的第三产业比重已超过第二产业，而且在第二产业中，电子和汽车等高新技术产业占比都很高。

在重庆的整个产业结构中，钢铁和煤炭行业的占比都很小。钢铁方面，从2000年以来，重庆钢铁产能一直是保持600万吨，煤炭则是从2008年开始， 一直保持4000万吨的产能。这些年，重庆原则上不投资扩大产能过剩行业。

其实重庆原本也是一个老工业基地，但却较早地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现在把东北三省、山西、河北等老工业基地，已经远远地甩在了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