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德林／文

踏入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的人，大多会情不自禁地搜寻19世纪那场旨在宗教与社会改革的牛津运动的痕迹的同时，回想起学院与诗歌的渊源，回想起学院格言“朴素生活、高尚思考”的作者，“大自然的歌手”威廉·华兹华斯。

华兹华斯是著名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享誉不列颠内外的“湖畔派”诗人的领袖。华兹华斯能够享有如此的殊誉，这毋庸置疑首先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英国的湖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创作并发表了诸多开掘人的内心世界、歌颂大自然的诗作，比如《我们是七个》《丁登寺》《早春遣句》等，并因此获得了“桂冠诗人”的封号。然而，华兹华斯的声誉同等甚至更大程度地建基于他在诗歌理论方面的革命性成就，集中见诸他为自己与柯勒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再版所撰写的《<抒情歌谣集>第二版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于其间他虽然无意建构一种新的诗歌理论，却在不期然间引发了英国诗歌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宣告了英国古典主义诗歌的终结和浪漫主义诗派的显影，“诗人”从此接管了“读者”和“诗艺”，成为了诗歌批评体系的中心。

华兹华斯在《序言》中强调诗人对现实的感受能力和观察能力、对人的本性的理解能力、创造能力以及想象能力。在他看来，一切成功的诗作无不源自诗人的感情。即使是洪荒之初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诗人，他们的诗同样是人类朴素情感的自然倾吐和流露。

这是在倡导情感主义诗论吗？当然不是。诚然，华兹华斯在《序言》中断言过“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指出了情感是他的诗作与以往诗篇的关键区别所在，但值得注意的是，姑且不论对情感的强调早在18世纪便已流行于英国诗坛，华兹华斯所坚持的，实际上是一种情感与理智相平衡的诗歌理论。

创作过程中的情感之所以是经过沉思的情感，而不是原初的情感，是因为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必须受支配于这样的一种自觉意识抑或理性，即“陶冶人的性情，予人以新的感情成分，使其感情变得更加健全，纯洁而恒久”。一如华兹华斯在论及诗的本质时所言：“凡是有价值的诗，不论题材如何不同，都是由于作者具有非常的感受性，而且又深思了很久。因为我们的思想改变着和指导着我们的情感的不断流注，我们的思想事实上是我们以往一切情感的代表。”所以，“诗歌在华兹华斯看来首先是为着驾驭人类感情的目的，为着人的精神和道德的健康幸福”。对诗歌与情感的这样一种理性认识，不但充分显示了浪漫主义美学重视情感的基本理论特征，而且促成了华兹华斯谨慎地绕过情感主义诗论的暗礁。

基于对诗的本质与目的的上述认识，加之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从拥护到反对的反转，华兹华斯在《序言》中指出了诗人不仅要写伟大的历史事件和伟大的人物，而且提出更要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远离都市文明的田园生活为题材的主张。

虽然崇尚科学之风日盛，华兹华斯不但没有像原始主义者那样，认为诗歌的黄金时代已逝，而且主张诗人可以与科学家合力创造美好未来，因而捍卫了诗歌的价值。

华兹华斯坚持通过平凡日常的田园生活题材来表现人们的热情和基本情感，可谓对资本主义异化文明的批评和对人类自然而纯真的基本情感的呼唤。鉴于在自己生活于其间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对物质的追求窒息、禁锢了人们的情感，华兹华斯不无痛惜地发现，“以往作家的非常珍贵的作品……已经被抛弃了，代替它们的是许多疯狂的小说，许多病态而又愚蠢的德国悲剧，以及像洪水一样泛滥的用韵文写的夸张而无价值的故事”。所以，华兹华斯幻想通过表现田园生活中的普通人和事，来唤起人类自然而纯真的感情，以拯救为工业文明所异化的人性。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华兹华斯创作了大量田园诗，一方面以山地湖区美丽自然的风光和平民质朴的生活与城市的喧嚣和人欲横流的现实相对照，表达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另一方面寄情于江山之景，融合主观之情和客观之景，在大自然中寻觅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慰藉。

华兹华斯寄希望于诗歌发扬人的自然本性来医治社会创伤，以回归自然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理想道路。这固然可以理解，但毋庸置疑也是幼稚的、历史虚无主义的。

作者为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