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华芳/文

中国的城市化与农村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关于农村的发展，出路无非是大量农民进城。只有进城的农民多，最后留在农村的农民的年收入才会慢慢变得和进城的差不多，这样城乡之间的流动大致就会稳定下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年过年候鸟般地迁徙。

农民往城里流动，有很多障碍。首先是来自国家政策层面的障碍，例如户籍制度的限制。与户籍相关的一系列福利往往是农民进了城但没有办法享受到，从而使得他们的生活成本极大提升，没法在城市里真的待下来。

其次是来自城里的障碍，大城市往往出台很多地方性政策，设立诸多人为的限制，并不欢迎农民真正变成城里人。例如大城市通过各种“教育控人”的手段，不让农民工子女在城里接受教育，或者他们受教育的成本非常高，变相使得农民不能融入城市。

最后是来自农村的障碍，农民在农村的“资产”是僵死的，即便农民想完全脱离农村进城去，但不能把在农村的资产变现。农村宅基地就是一个例子。表面上看，这是农民的地产，但这个地产要交易换手非常困难。虽然有部分交易，但并没有完全市场化，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这就是所谓“僵死的资产”。

“僵死的资产”最早是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里提到的，主要是指那些“法外之地”。在亚非、中东和拉美以及大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要把一些东西在法律上确认、然后到市场上交易，成本高得惊人，以至于这些东西虽然看起来是资产，但实际上是僵死的，因为不能交易，缺乏流动性。

比如说德索托发现要在秘鲁的国有土地上建造房屋，为了拿到法律许可，需要用6年多时间。这样漫长的时间导致了巨大的成本，令经营者望而却步。在菲律宾，建筑房屋可能要花13年－25年；埃及要得到合法的土地证明要用至少5年时间；在海地获得合法土地的全部时间是19年。如此高昂的法律成本，使得土地实际上变得不可交易，也不能变成合法的财产。

中国有不少城里人羡慕农村人有宅基地，这是只看到表面，而没有看到背后的限制。城市里的房产，基本上已经市场化，从开发到交换的各个环节，市场主体参与基本都比较顺利。而与城市房产不同，宅基地受农村集体土地相应法律的限制，一个宅基地仅仅能在同一个村集体里面转让，这样市场参与者就有限，价格也就未能全面反映市场的需求情况。

现在不少地方陆续创新的举措也有不少。比如默认扩大交易范围，村集体外的人也可以“买”宅基地；宅基地由村集体统一整理后建设房产，村集体企业再将房产以各种形式进行创收。这些都是在不改变宅基地产权属性的情况下，扩宽宅基地的资产化路径。这种市场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顺势而为，尽快在法律层面赋予宅基地完整的财产权利，盘活这些僵死的资产，恐怕也是中国进一步城市化绕不过去的一步。

作者为本刊特约学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