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特派记者 金焱 发自华盛顿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西格马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有种不怒自威的气质。过去，加布里尔曾一度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热情高涨，但8月28日在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访时，加布里尔却公开宣布，欧美TTIP谈判事实上已经失败了。

加布里尔的话一石激起千层浪，但实际上，在此前一周他就有过类似的表态：TTIP今年能完成谈判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美国拒绝了几乎欧盟的每一项要求。

加布里尔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联合政府的政治对手，加布里尔的负面言论出来后第二天，德国政府发言人赛伯特29日在柏林表示，TTIP谈判仍有成功机会。默克尔与经济部长加布里尔的观点不同，“（欧美）继续TTIP谈判是正确的”，默克尔希望尽早达成协议。赛伯特还说，尽管目前欧美“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立场不一致”，但关键性妥协往往在最后一轮谈判中才出现。

如果这是德国政府就TTIP暴露出的分歧，那这场言论之争只是冰山一角。欧元区另一大经济体法国对TTIP的反对之声更为干脆。法国总统奥朗德5月曾公开对谈判说“不”，表示法国“不赞同没有准则的自由贸易”，并永远不会接受损害本国农业、文化等行业利益的协定。

法国总统府网站日前发表声明指出，法国认为TTIP谈判无法在年内达成，法国不会承认一个对欧盟不公平的贸易协定。法国总理瓦尔斯早先曾公开表示，如果TTIP谈判不能充分考虑欧盟利益，法国将不会签署该协议。瓦尔斯强调，TTIP谈判在向“错误的方向发展”，法国支持欧洲在该谈判中持强硬立场。

法国负责外贸事务的国务秘书马蒂亚斯·菲克尔随后抛出了最尖锐的反对措辞，当地时间30日他向媒体确认，法国认为欧美自贸协定谈判已无政治基础，法国政府将申请终止TTIP谈判进程。

TTIP是欧洲几十年来最雄心勃勃的贸易协定。自2013年提到议事日程以来，TTIP就一直伴随着争议，争议的焦点认为这一贸易协定太过神秘而又缺乏责任认定。

无论支持TTIP的人怎样声称这一贸易协定将建成世界最大自贸区，涵盖全球40％的经济产出和50％的贸易活动，民间反对TTIP的舆论还是水涨船高。德国在今年春天就爆发了反对TTIP的大规模抗议活动。4月20日TTIP第九轮谈判之际，数以万计的欧洲民众上街抗议。抗议者最新的计划是，9月17日德国还将在多个城市举行反对TTIP的示威活动。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教授帕特里克·梅瑟利（Patrick Messerlin）对《财经》记者说。作为一个诚实的贸易条约，TTIP有其优点：它提高市场准入，最终帮助其成员国提高自身的条规。通过生成更好的标准，TTIP的努力可能对整个世界带来益处。

梅瑟利指出，如果暂停TTIP谈判，将使我们处于危险的境地，过去60年中，推动从美国到欧盟到中国等的增长之基的世界贸易体制，将会受到进一步的侵蚀。

政治旋涡中的TTIP

过去两年中，人们对全球自由贸易的公众舆论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YouGov做的一项民调显示，2014年德国民众中支持自由贸易的人数占88％，今年春天这一比例降至50％。TTIP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14年支持TTIP的德国民众达到55％，到了今年4月下旬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德国汉诺威，试图为TTIP打气之前，支持TTIP的德国民众已经降到了17％。

在大西洋的这一边，2014年支持TTIP的美国人占53％，到了今年4月下旬已经降到了18％。

数字的快速变化在大西洋两岸都为政客带来很大的压力，并为政治行动提供了前提。

加布里尔同时是德国社民党(SPD)主席，2013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后，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与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共同执政。如今，大联合政府的任期即将进入最后一年。民众情绪的变化提醒政客们要谨慎行事。

公众的疑虑给TTIP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他们担心最终这会变成一场逐底竞争的游戏，他们担心美国通过TTIP降低产品标准，不利于消费者保护，并冲击劳动力市场。

于是加布里尔开始考虑TTIP带来的政治代价。梅瑟利指出，加布里尔很可能开始着手策划反对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以获得2017年德国大选的胜利。

同样，法国负责外贸事务的国务秘书马蒂亚斯·菲克尔一直非常努力地减弱法国前经济部长马卡龙的风头，无奈后者是法国最受欢迎的政客之一，8月30日马卡龙宣布辞职，尽管其没有明示是否参加2017年总统大选，但评论广泛预期其正朝竞选总统迈步。梅瑟利认为，通过抨击TTIP，菲克尔希望来减少执政政府流失的选民。虽然伴随着世界经济放缓，经济学家警告TTIP协定谈判失败，将会对法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政客们希望至少可以抵消缔结TTIP协定带来的政治后果。

在德国和法国，政客们近来对TTIP的悲观或不满有国内政治考量的成分，对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民众而言，他们则对TTIP旷日持久的谈判变得不耐烦，认为其进展缓慢——TTIP首轮谈判于2013年7月启动，三年的时间谈判才进行到第14轮。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教授沙雷恩·奥哈洛伦(Sharyn O’Halloran)对《财经》记者说，现在欧洲的主要注意力都聚焦在处理英国脱欧后的一系列问题，任何可能令欧盟内部产生额外不满的争议事件，目前来看都不太可能——即便是从长期来看对欧盟有利的举动，比如和美国签订贸易协定。所以在欧洲现有的情况下，很难确立发展贸易协定的势头，更不用说让欧洲签订贸易协定了。

大西洋两岸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TTIP的谈判成员发现他们面对的挑战是，既要使这个贸易协定看起来能满足人民的意愿，也要符合这个协定自身所需要具备的一切要素。

在美国，民众对于TTIP的抱怨主要纠结于相关信息披露的不足。到了大选之年，独特的政治气氛又雪上加霜。今年7月美欧贸易谈判代表之间进行第14轮谈判之前，发生了英国脱欧事件，然后一些美国的政客们公开宣称也许应该考虑美国与英国的双边贸易协定。

翰宇国际律师事务所（Squire Patton Boggs LLP）国际贸易联席主席弗兰克·塞莫利兹（Frank Samolis）对《财经》记者说，这种说法听起来挺有意思，但却把政治复杂化，也使得对TTIP的支持变得更加棘手。

塞莫利兹指出，美国和欧盟或许双方有一个“冷静期”，这会对解决紧张局势提供帮助，美国和欧盟可能悄然达成一项程序性协议。

贸易之争与衰退

民粹主义，反自由贸易的情绪支配着美国和欧洲的政治生态。在人们开始对TTIP的前途产生疑问之际，欧盟委员会首席发言人马加里蒂斯·斯基纳斯8月29日说，欧盟与美国就TTIP的谈判仍在稳步推进。他表示，目前谈判确实进入了关键阶段，“谈判仍有可能在今年底完成”。

达成TTIP协定有其经济和战略理由。8月31日公布的欧元区8月CPI数据及欧元区7月失业率双双差于预期。经过几年的疲弱增长，如今经济刺激政策的发挥空间也极为有限。也因此，TTIP对欧盟经济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欧洲，3000多万就业与出口直接相关，相当于总就业人口的七分之一，欧盟500万就业与对美出口直接相关。TTIP的愿景是通过强调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劳工保护、国有企业等高标准，改变贸易规则、提升出口竞争力以创造更多贸易和就业岗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宽松的国际贸易壁垒和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量。

经济研究公司Ecorys此前的一份报告介绍了TTIP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报告指出国民收入有望每年提高0.3％，欧洲的GDP有望增加0.5％，美国则将增加0.4％。无论技能高低，欧盟的工人工资将增加0.5％，双边贸易也将提高，欧盟对美国出口增加27％，美国对欧盟出口则将增加35.7％。他们还预测消费者价格在欧盟平均将增加0.2％，美国则下降0.1％。同时，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价格将会便宜4.1％，尤其是关税削减后的农产品部门。

TTIP谈判了三年多的时间，众多分歧一直未能解决，包括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双方对在动物饲养中使用农药、荷尔蒙和抗生素，以及转基因生物、食品标签、原产地标识方面争执不下。欧委会谈判团队成员曾表示，TTIP谈判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动植物健康章节的谈判。

欧盟的意愿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并鼓励其他国家制定相似的标准，但不希望降低欧盟自身的食品安全标准。在14轮谈判之后，套用加布里尔的话，美欧双方没有在目前27个章节中的任何一章上达成共识，此前是否要达成一个“TTIP简易版本”的建议也被双方否定，其原因之一在于欧洲人不想屈服于美国人的要求。

国际经济政策顾问公司（Rock Creek Global Advisors）副总裁迈克尔·斯马特（Michael Smart）对《财经》记者说，TTIP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谈判的中间点，并在过去一年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取得的进展不如各方的预期，不过美欧双方未在目前27个章节中的任何一章上达成共识并不奇怪，技术层面上实质的进展是有的，缺的只是更强的政治意愿。

从机制上来看，美国习惯采取事后危机管控机制，欧盟则倾向于事前预防机制；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欧盟食品安全局与食品检测机构实行严格的分离制度，最终授权需要考虑道德标准和民众意愿，而美国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评估和审批则是纯粹的行政行为。

以转基因食品为例，基于欧盟的预防性原则，当食品中存在转基因成分则须从食品科学角度进行风险再评估；而美国只需要证明转基因作物起源没有已知风险即可投放市场；与美国不同，欧盟要求对食品制造过程实行严格的风险评估，并强制要求在转基因食品包装上添加标识。实际上转基因食品是欧盟人心里的一个坎，他们担心欧盟会降低标准向美国靠拢，最终破坏农作物的生态环境。

同时欧盟各成员国也各有各的利弊取舍，梅瑟利说，英国人大多数是支持TTIP的，但是也积极争取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法国则不会为了获得美国的政府采购权而放弃法国在农业等方面的原则。

站在美国的角度，奥哈洛伦指出，和欧洲间的贸易协定一直都微妙而棘手，因为有很多不同区域的选民结成牢固的政治群体，尤其像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法国的农民有深厚的政治根基，可以获得很多补贴，与监管融合得很深，这些都使谈判非常艰难。

IMF在同一份报告中指出， 如今降低贸易壁垒的努力已被拖延停滞。虽然缔结新贸易协议可能会使这个潮流逆转，但8月初，德国经济部在一份内部评估报告中认定，在短期内能完成TTIP谈判的想法基本上是不现实的。

奥哈洛伦指出，现在不是欧洲和美国就贸易协定展开谈判的良好时机，最终打破僵局还需要美国政治领导的支持。

塞莫利兹则认为TTIP最终会被通过，但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斯马特认为，选举季结束后，欧盟有望在TTIP上加倍努力来表明即使没有英国，欧盟也可以成为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者。美国和欧盟已经走了很远，因此不会突然放弃，今后几个月可能会在技术层面上敲敲打打，直至双方决定做最后的努力。

贸易协定的重点是减少交易成本，协调不同的监管政策。但奥哈洛伦说，她最大的担心不是贸易会崩塌，而是看到我们过去取得的进展可能正在逐渐消减。

实习生陈甚萱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