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毓生/文

我在大学里念历史系，主要是希望从历史中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以及得到对于过去政治领袖们的得失的深入了解，以备将来为国家做大事之需。我是怀着这样的雄心壮志迈进台大的。可是，进入台大以后，接触到一些现象，使我感到很茫然。

校园中弥漫着非常现实的气氛。再加上蒋氏政权鉴于在大陆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未能有效应付五四以来一脉相承的为民主与科学奋斗的学生运动，它到台以后便使用其威权结构中可以使用的一切办法，尽量把对五四的记忆从知识分子的心中抹去。

这些政治宣传主要是在校园之外进行的。它在台大校园之内并未过分猖獗，不过，在五四的传承已经被扼杀的背景之下，这样的宣传，配上“白色恐怖”的阴影，使同学们对于政治变得冷漠。许多文学院的同学以上课抄抄笔记，课余看看武侠小说来打发时间。

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在1955年秋季开始上刚从哈佛大学访问归来的殷海光先生的逻辑课。作为纯学术研究的逻辑，本是中性，并不涉及价值问题，本身也没有任何政治意涵。逻辑学者的学术研究与他的政治立场也无必然的关联。但殷先生却把逻辑讲成使头脑不受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他讲课时，非常有条理，庄严而不拘谨，在词锋犀利的分析中，夹带着道德的热情和对中国与世界的关怀。

殷先生时常慨叹，早期五四精神与风格在台湾失落；而重振五四精神，彻底实现五四早期所揭橥的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目标，乃是救国的唯一道路。在荒凉的校园内，茫然的心情下，听到了殷先生那样的宏论，对我而言，真是空谷足音！

于是，我在课后向他请教治学的途径。殷先生知道我已看过一些五四人物的著作，觉得在当时相当难得，很乐意指导我。他说：中国人文与社会的研究，现在的水平，只能表达一些零碎的意见，系统性的、深入的理解，尚待将来。他自己由于成长过程中颠沛流离，以及后来在报纸杂志上秉笔报国，花去许多时间与精力，所以尚未积累足够的资源来做最根本、最艰深的研究。

不过，他积数十年观察与思考中国问题的经验，以及研读当代西方哲学的心得，可以提供两项协助。第一，他有鉴别能力，可以提供学术的标准，可以告诉我什么著作言之成理，见解深刻；什么著作肤浅。 第二，他可担任交通警察。他说：“你这一生要做什么，当然由你自己决定。不过，你一旦决心要研究你关心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往哪个方向走，才是避免走冤枉路的正途。”

我禀告殷先生，自己攻读历史的最大志趣是希望彻底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殷先生并未责备我的志趣大而无当、好高骛远，反而认为有气象，对之鼓励有加。不过，他说：“你所要做的是极为艰难的事。如要在一生之中达到你的目的至一相当的程度，你必须做三项准备，其中两项是长途的，另外一项短期之内便可获得相当的成果。长途的准备是：（1）你必须借助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出来的观念与分析；你必须整合这些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于你的历史解释中，这样才能把中国的根本问题分析出所以然来。

（2）从理论上来讲，中国的大病根也反映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上。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问题的焦点在于是否可能移植英美自由主义所蕴含的文化与制度及使其在中国泥土上生根的问题（当然不是指原样照搬。将来英美式自由与民主的文化与制度如能相当成功地移植到中国来，它们也不可能与英美的原型完全一样，但必须与原型共有许多特点以致不失其纯正性）。然而，在探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之前，你首先需要把英美自由主义所蕴含的文化（包括思想、符号、价值）与制度弄清楚。

（3）前述两项准备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外文能力上。你必须尽快把英文学好，必须达到直接阅读西方第一流学术著作而不感到吃力的程度。”

我从读小学开始，对父母与敬仰的师长的教导，一向是以虔诚之心接受的。殷先生的这一番话，更是影响了我的一生。校园周遭的荒凉，顿时变得与我很是疏远，心中的茫然也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当时虽然对于身边所见之种种仍难免愤慨；然而，自觉那些现象与我个人却不甚相干了，自然也就不会受其影响。我在思想上受到殷先生的启蒙，看到了如何进展的远景；而在精神上，殷先生那种以大是大非为前提、关怀国家前途与同胞福祉的精神，重新肯定并强化了我从中学时代就已涌现在心中的爱国情怀。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林毓生等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7月。本文摘自该书“代序”，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