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解吟长恨曲

2016-09-20 21:01:48

□ 景凯旋/文

唐代诗人中,白居易的诗歌是流传下来最多的,但最负盛名的当属《长恨歌》与《琵琶行》。史载诗人逝世后,宣宗曾有诗吊之:“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二诗传播之广。

世人喜欢听爱情故事,何况还是先朝皇帝的爱情。在当时人心中,唐玄宗和杨贵妃这段感情甚至导致了历时十年的安史之乱,更添一层浪漫的悲剧色彩。到了白居易的时代,一般士人都已知悉宫闱秘事,即杨贵妃原是寿王的妃子,但唐宗室本来就比较开放,民间也毫不以为异。白居易是深谙普通人心理的诗人,他把主题落在“一篇长恨有风情”上,确实符合王公妾妇、牛童马走的欣赏习惯。

《长恨歌》是一首叙事歌行,开头写汉皇重色,一荣皆荣,但很快就转到巨大的感伤,“渔阳鼙鼓动地来”,君臣仓皇出逃,马嵬坡赐死贵妃,“宛转蛾眉马前死”。接着写玄宗逃蜀途中的心境:“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回宫后的绵绵思念:“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借助临邛道士的神力,孤独的君王终于见到缥缈仙山的贵妃,重温七月七日长生殿的誓词:“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白居易对李杨的爱情结局倾注了同情,这与前面微讽玄宗重色误国形成反差。事实上,此诗与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于同一聚会上。元和元年,白居易任职县尉,冬与王质夫、陈鸿游仙游寺,话及前朝逸事,遂由王质夫提议,白居易作诗,陈鸿作传,冠于诗歌之前,传文所叙与诗歌大同小异,结尾却道出诗歌与传文的惩诫主旨:“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

中唐文人在宦游之际,喜欢昼宴夜话,征奇话异,由此产生了许多志怪、杂史和传奇。陈寅恪曾称,这种传奇与歌行合题的形式乃当时一种新文体,由两人合作,诗传二者不可分离,诗歌部分以见“诗笔”,传文部分以见“史才”“议论”。此类传奇最早即出于元稹和李绅、白居易和陈鸿的合作,但其形式似与当时的佛教俗讲有关。元、白二人都是喜欢听俗讲的,或即受到讲经形式的影响。

俗讲由正式讲经发展而来,讲经时二僧相向而坐,一人说解,一人唱经,说解者为法师,唱经者为都讲,讲唱结合。为了吸引俗众,俗讲增加了法师的吟词。吟词皆是七言韵文,在结尾常有“唱将来”字样,以引领都讲的继续唱经。如“永固金石唱将来”“甚人闻法唱将来”句,便是吟词法师催唱经文的词文。唱经、吟词与说解皆是反复同一段经文,故俗讲有诗文兼备,韵散结合的特点。

唐代诗文合题的单篇传奇,同样皆是两人合作,诗歌为七言歌行。如《莺莺传》与《莺莺歌》、《李娃传》与《李娃行》、《霍小玉传》与《霍小玉歌》等,讲述同一个主题的故事。与《冯燕传》相配的《冯燕歌》,更是模仿讲经文吟词:“铸作金燕香作堆,焚香酬酒听歌来。”可见《长恨歌传》结尾的“惩尤物,窒乱阶”,乃是白居易赞同的主旨。事实上,李杨故事本是中唐诗歌、杂史的主要题材,其中都有总结前朝治乱教训的意思。

据史载,宣宗曾得一绝色女乐,但顾念“玄宗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敢忘”,遂将其赐死。尽管司马光认为此记载不近人情,恐不可信,但却反映了女色误国是中唐时人的共识。白居易好友元稹在《连昌宫词》中回答“太平谁致乱者谁”的问题时,便明白表示:“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将安史之乱归因于红颜祸水。

《长恨歌传》这个主旨似与白居易熟悉的维摩故事也有关。如《维摩诘经·菩萨品》持世菩萨拒斥魔女诱惑一节,在俗讲时扩展为一卷,主旨即是持世菩萨所言:“知喧哗为生死之因,悟艳质是洄(缺)之本。况此之天女,尽是娇奢恣意染欲之身,耽迷者定入生死,趋向者必沉地狱。”中唐文人多以风流自赏,但同时仍视女人为尤物祸水,在这种观念深处,无疑也有着通俗佛教宣传的思想背景。

美女与战争的故事贯穿了中国的历史,这些美女似乎已成了亡国的祸因,但在民间的意识中,她们从来都是同情的对象,属于庶众在小说、戏剧中喜闻乐见的悲情主角。所幸白居易不需要在诗歌中发表议论,他毕竟是一个热爱世俗价值标准的文人,将一段与治乱教训有关的历史演绎成凄美的浪漫传说。正是这种庶民的人道主义,使得《长恨歌》成为千古传诵、妇孺“解吟”的爱情诗歌。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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