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建东 余心玎/文
推进全球贸易增长，改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是今年G20峰会的两大重要议题。随着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减缓，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学术界和企业界开始对全球贸易态势的判断进行争论。这种增速下滑，是周期性的，还是常态性、结构性的演变？
杭州G20峰会在闭幕词中“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这毋庸置疑代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在失序、迷茫中的又一次努力，向更具代表性、更加高效的新框架的又一次艰辛探索。
数据显示，全球生产、贸易结构正在向三足鼎立格局演变；以美、中、德为核心国的北美自贸区、欧盟、华夏共同体的G3新框架，很可能代表了一个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未来。
一、 全球贸易新常态
从1980年－2011年，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9％，同期全球贸易增长率为7.3％，是前者的2.5倍；1980年－2011年的30年间曾七次出现贸易增速低于GDP增速的情况。
除上世纪80年代初的连续三年低迷之外，其余各次的持续时间均仅限于当年，且其后均伴有明显的贸易回弹。2012年以后，已经连续四年贸易增长率跌到GDP增长率之下。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全球贸易出现了降幅达13.6％的负增长，其严重程度仅次于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全球贸易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首先是贸易核心国发生了变化。在2012年之前，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国。2000年美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达到15.48％，比第二大贸易国德国的7.96％和第三大贸易国日本的6.51％之和还要多；美国也一直是全球最多国家或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在2000年有47个国家或地区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国。
2013年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的位置被中国所取代，2015年全球三大贸易国依次变为中国、美国、德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分别为11.9％、11.5％、7.2％，三国也各自成为24个、21个、21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核心”的全球贸易旧结构已经被中国、美国、德国三足鼎立的新结构所取代。
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全球贸易正越来越体现为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的区块结构。下图所描述的分别是1995年和2014年占全球贸易总量80％以上的前30大贸易国（地区）之间的贸易依存网络。图中，各国（地区）与其最大贸易伙伴以直线相连，粗体黑线则代表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
从这一贸易网络的演变中可发现，全球贸易正在更多地体现出区域贸易的特征。在1995年，亚洲各国（地区）大部分以日本为最大贸易伙伴，欧洲国家大多以德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北美、南美的几大贸易国则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欧洲价值链已经显现，而亚洲贸易大国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都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亚洲价值链的态势尚不明显，所体现的更多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在亚洲的分工。
从1995年到2014年，全球贸易网络的基本结构在这17年间发生了两大显著变化：首先，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贸易“核心”已由日本转变中国，且中国的核心地位更为明晰、稳固；其次，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等亚洲主要贸易国，都转而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依然以美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但中国贸易对美国的依赖正逐步减弱，在全球贸易网络中，亚洲价值链的态势更加明显。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贸易增速的减缓实际上反映了这种结构的变化。美、德、日、英、法等国在1980年－2011年的平均货物贸易增长率分别为6.8％、6.6％、6.0％、5.5％、5.5％。而在同一时期，贸易出现高速增长的国家主要包括越南16.8％，中国15.9％，印度11.9％，泰国11.4％，韩国11.2％等。印度的高速增长主要源于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垂直转移，而越南、泰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高速增长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
综合来看，2012年之前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亚洲国家、新兴经济体、资源国家推动，源于四个因素：第一，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和分工体系。第二，以集装箱技术、交通运输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贸易成本的大幅下降。第三，贸易制度成本的下降，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关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关税从平均45％以上降到本世纪的15％以下，而WTO的成立，以及全球20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更使得大量的区域内关税降至为零。第四，全球生产垂直化分工所推动的中间品贸易的迅速增长。
在以上四个因素中，中国都是决定的力量，因而成为这一时期全球贸易快速增长的发动机。第一，中国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世界生产体系；第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交通运输技术及基础设施的突飞猛进迅速降低了中国的贸易技术成本；第三，中国进入WTO之后的贸易制度成本也大幅下降；第四，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制造加工业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推动了中国加工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四个因素推动了全球贸易从“美国核心”到“中、美、德三足鼎立”，从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到北美、欧洲、亚洲的区域价值链这两大结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国家、亚洲国家的贸易高速增长正向发达国家的相对平缓的贸易增长回归。
以2012年为分界，全球贸易正从“高速增长、美国核心、中国驱动”的旧常态向“增速趋缓、三足鼎立、区块结构”的新常态演变。
有趣的是，中国现在的贸易增速趋缓，和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的贸易增速趋缓很相似。从1955年到1975年，日本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并达到1970年－1975年的平均23％的惊人增长率。此后逐年向下，从80年代开始回归到发达国家的6％左右的均值。日本劳动力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停滞现象与1970年－1975年这一贸易增长的拐点同步出现。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日本“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大致位于1970年前后，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促使日本转变增长模式，从低劳动要素价格推动的高增长阶段，逐渐向依赖资本及技术的稳定增长阶段过渡。
再看中日贸易的对比。1958年中国和日本的货物贸易总量最为接近，两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分别为2.33％和2.62％；之后日本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比重迅速增加，于1993年达到峰值7.85％，其后逐年下降并于2004年被中国反超。至2015年，日本的货物贸易总量降至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
亚洲乃至全球的贸易增长并没有受到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的转型拖累。中国的经济改革迅速给世界市场提供了近乎于无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国也迅速接过日本的角色，推动全球贸易更加迅速地增长。
时至2011年，中国也来到了“刘易斯拐点”，贸易增长率也开始下降。但显著不同的是，日本在经济增长速度达到顶峰时，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外贸总额，均与美国存在明显的差距，所以未能改变“美国核心”的旧格局。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日本不同，中国在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外贸总量已稳居世界首位，经济总量亦达到全球第二。“美国核心”的旧格局已被打破，而东亚、北美及欧洲“三足鼎立”的新经贸格局已经开启。
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四个因素在2012年左右发生了变化。
第一，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供应进入“刘易斯拐点”；第二，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在中国进入平稳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短缺在短时期内难以迅速改变；第三，主要国家的利益出现分化，在此背景下，推动全球进一步开放的各类贸易谈判举步不前、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第四，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正向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的区块结构转化，全球垂直分工的结构发生变化。
在新的常态下，我们仍旧能够看到全球贸易高速增长的曙光，这也应该成为各国政府必须关注的四大核心问题：
第一，分散在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是否能顺利地进入世界生产体系，成为世界生产体系中的有效劳动力；
第二，由互联网技术、智能生产技术等推动的这一波新技术进步是否能够再一次大规模地降低全球贸易的技术成本；
第三，主要贸易大国，尤其是美、中、德、日、印，能否适应全球生产结构从“美国核心”向区域结构化转变，合作而不对抗，找到协调各自利益差别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抵制贸易保护主义，降低贸易制度成本，推动全球贸易进一步发展；
第四，有别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中国能否在亚洲价值链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亚洲国家沿亚洲价值链实现区域生产分工，而日本又是否能顺应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中国相伴而行，合作而不对抗，和中国一起实现东亚经济的深度合作。
二、从G2到G1再到G3：
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
回望历史，二次大战之后的全球治理的历程可以由“从G2到G1”来总结。二次大战后，美、英、法、苏等战胜国主导成立了联合国、安理会作为全球政治、安全治理机构；然而，主要大国的短暂合作迅速演变成G2：将近半个世纪的美苏两极对抗。
由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主导于1944年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于1949年成立了包括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6个国家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后来阿尔巴尼亚、东德、古巴、越南陆续加入。中国在50年代作为观察国参加经互会，于1961年中苏对抗之后退出。1992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之后，G2的两极对抗演变成G1：由美国领导的一超多强的世界经济体系。
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时美国GDP占全球GDP的一半以上。以“美元挂钩黄金，其他国家挂钩美元”为特征的西方国家货币体系在1971年终结，随后的石油危机催生了美、英、法、德、日、意、加的G7。1975年之后的30余年G7成为西方以至全球经济与金融政策的重要协调机制，诸如第一、二、三次石油危机中西方国家的政策协调，广场协议解决日美经济摩擦等。
尤其是1992年苏联解体之后到2008年的16年间，全球化迅猛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协调全球金融政策，WTO协调全球贸易政策。虽然有地区性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总体上风调雨顺，由美国所主导的一超多强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看上去运转良好。
1976年G7占全球GDP的59.5％，2015年降为46％。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在近30年间已快速崛起为G7之外不容忽视的经济力量。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贸易角度来看，缺少了中国的G7在全球经济中的代表性已明显不足。G7框架下“一超多强”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已不能反映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变。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一声惊雷，造成全球货币金融市场激烈动荡，也宣告G1-G7体系走向终结。澳大利亚、法国等G7国家领导人力主邀请中国等新兴大国加入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11月15日G20峰会首次举办，开启了后G1－G7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探索。
相对于G7,G20更具代表性，2015年成员国占全球GDP的85.9％。G20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域分布也更加均衡。但是，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代表性增加的同时是效率的下降。G20成员国在发展水平、方式上的巨大差别使得各成员国的利益矛盾重重。G20采取寻求共识和协商一致的运作原则，当成员国在重大议题上出现分歧时，G20峰会更多的是领导人之间对共识的探讨，对各自诉求的理解，但缺乏对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经济金融活动的实质性治理。
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例，从第一次峰会开始，G20呼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第二次峰会欧盟、俄罗斯、中国等交替发声，再一次呼吁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终结美元独霸时代；第五次首尔峰会继续讨论这个议题，关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呼吁各国防止竞争性货币贬值。
然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回答是“美联储是独立机构，不听白宫指挥”。类似的，作为全球贸易协调机构的WTO在2001年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因各成员国无法达成一致于2006年暂停，2007年恢复谈判，2008年基于印度、中国与美国在“特别防卫机制”的歧见，多哈回合谈判正式宣告破局。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和经济结构相适应。在全球多边经济治理体制举步维艰的同时，各种区域性的、诸边治理体系应运而生。这种区域化的诸边体系恰恰反映了全球经济的结构区域化新特征。或许，我们可以换个思路，从区域化的诸边治理体系开始，去探索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框架。
我们前面的数据表明，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的北美、欧洲、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与此“三足鼎立”的贸易和生产结构相适应的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在1993年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欧洲15国也在1993年成立了欧盟（EU），在2015年欧盟已经有27个成员国。
亚洲是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但在经济治理体系上仍处于各类双边、多边FTA交错并行的秩序探索阶段。碎片化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突出，已成为各经济体深度融入区域内价值链协作的关键性阻碍。对于东亚各经济体而言，如何打破这一阻碍、实现东亚价值链的高效运作，进而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下，与欧美发达国家展开平等对话、共商规则、共享利益，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回看NAFTA及欧盟的经验，不难发现，深度的FTA合作均存在一个明显的核心国家（美国和德国），在区域生产和贸易活动中发挥中枢作用，其余经济体则以“辐条”形式，与这一核心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互惠共赢、齐谋发展。这一经验从目前看是成功的，有值得借鉴之处。基于这个经验，东亚地区的核心大国发挥引领作用，积极引导各方在深入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共赢是建立东亚经济治理体系的关键。
东亚经济治理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反映东亚大国，中国和日本，对东亚地区经贸主导权的争夺。1984年日本贸易总量是中国的5.7倍，是大部分亚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2015年中国贸易总量是日本的3.1倍，成为大部分亚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复杂的东亚地区政治关系，中日政治互信的脆弱，美日政治军事同盟的约束，都使得中日近期在东亚经济治理上的深度合作希望式微。为了推动一个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立，中国有必要率先建立一个中国大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深度自由贸易区，推动东亚地区的深度经济合作。
东亚国家政治制度上有很大差别，无法像NAFTA和欧盟那样要求成员国具有相同的政治体制，我们转而要求成员国有较为一致的文化认同和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纽带是搭建贸易合作伙伴和经济共同体的桥梁，也是维系共同利益、保证稳定合作关系的基石。更进一步，我们认为以华夏文化为纽带，基于现有的经贸联系构建“华夏共同体”，迈出东亚一体化进程的第一步，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
国际经验表明，生产、贸易依存度，距离、文化相似性，政治关系是确定自贸区成员国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们在亚洲地区26个经济体中，首先选择对中国生产、贸易依存度最高的经济体，然后选择距离相近的经济体。我们从节日、民族、宗教、语言、历史渊源这五个角度入手，分析每个国家与华夏文化联系的密切程度。最后，我们再考虑这些经济体和中国大陆的政治关系。综合以上各个因素，我们筛选出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蒙古、朝鲜、韩国、越南、新加坡9个经济体组建“华夏共同体”。
在这9个经济体中，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在2003年分别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又于2015年进一步签署了《内地与香港CEPA服务贸易协议》、《内地与澳门CEPA服务贸易协议》。大陆与港澳的服务业基本上实现贸易自由。大陆是台湾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台湾与中国大陆在2010年签订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中国和新加坡于2008年签署了双方自由贸易协定，2015年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生效。蒙古对中国贸易依存度2014年达到62.1％，是所有国家中对中国贸易依赖度最高的国家；中国也是朝鲜的第一大贸易国，从2010年到2013年的三年间两国贸易量翻了一倍。中国同样是越南的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越南对中国贸易依存度达到19.7％。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在没有世界政府下对全球经济的管理”，因而有赖于各国主权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社会群体乃至个人在共识基础上对全球经济事务的合作。一个成功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取决于以下四点要素：
第一，代表性：2015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华夏共同体GDP分别占全球GDP的16.4％、32.2％、22.6％。三个地区的GDP总和占全球的71.2％。与此同时，三个地区分别代表了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全球生产结构。
第二，效率：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和参加谈判的人数成反比；人数越多，利益差别就越大，达成共识的可能也就越小。“二战”后的G2有效是因为美苏主导，G1-G7有效是因为美国主导。当前的G20, 只能是一种过渡。只有在G20当中诞生核心国家，G20才会成为一个有效而稳定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美国在NAFTA是核心国家，德国在欧盟是核心国家，而中国在华夏共同体是核心国家。如果由美、德、中首先在NAFTA、欧盟、华夏共同体就相关议题获得各个自贸区成员国的一致意见；再由美、德、中代表三个自贸区就相关议题进行磋商并取得共识，继而由三个自贸区的成员国家在G20、WTO、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推动相关议题，在全球推动并执行相关政策。这种以美、德、中为核心的北美自贸区、欧盟、华夏共同体三足鼎立的“G3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很可能将开创一个稳定而高效的全球治理体系。
第三，推动合作而不对抗：美苏争霸的历史经验值得注意，由两个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容易演变成两强争霸。只要把对手打掉，剩下的一强就成为全球的霸主，这种巨大利益的诱惑使得G2体系通常不稳定。现在常常提起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似乎美国是发达国家的核心，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而世界大局似乎进入了美、中争霸的时代。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类似，有相似的诉求；另一方面，在经济政策上，中国常常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并不一致，反而和发达国家更为接近。比如说，中国的平均实际关税率只有4％左右，大大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15％，而和发达国家接近。在环境政策上，中国现在也倾向于严格的环境保护，在政策上和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更为接近。而欧洲的德、法，在反对美元霸权，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上，和中国，而不是美国立场更加接近。亚投行成立时，英国是西方第一个加入的国家。欧洲大陆，无论是语言、文化还是法律体系都和英、美体系有明显差别。美、德、中的G3, 相对于所谓的美、中G2, 可能更接近现实，更加稳定，更趋于合作，而不是对抗。
第四，鼓励多元化，而不是霸权：世界进入了以创新驱动，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主导的时代。多元的文化是创新的土壤，不同国家之间的有序竞争推动世界的良性发展。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试图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全球经贸规则，恢复美国在G1-G7体系下的全球主导地位。而我们所提出的北美自贸区、欧盟、华夏共同体的G3体系鼓励竞争，鼓励多元化。在一个三足鼎立的体系，任何一方都难以建立霸权，因而是一个稳定而多元的结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与全球鼎足三立的生产结构相适应的G3体系，既不是美国试图恢复的G1, 也不是美中对抗的G2，才是万象更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的未来。
“让G20成为行动队而非清谈馆”的声音在美丽的西湖回荡，一个有效而具有代表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框架，华夏共同体与鼎足三立的G3, 在西湖的群山后，在浩渺的太平洋上冉冉升起。我们能听到清脆的童音：“要合作，不要对抗；要竞争，不要斗争；要多元，不要霸权！”
鞠建东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院长，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余心玎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