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如何合理配置资源的科学，最初发源于希腊，原意指家政管理，后逐渐演变为国家管理。

离不开“干预”的市场

从经济学产生到现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流派主要有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其后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古典经济学主张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反对政府干预，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承担“守夜人”角色。但20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的经济危机使得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动摇，凯恩斯主义登堂入室成为主流正统。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有效需求理论，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会产生经济危机，而且不会自动调节恢复均衡，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通过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以保证足够的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充分就业，度过经济危机。70年代后，奉行 “国家干预”理论的西方国家相继出现经济滞胀现象——高失业率与高通胀率并存，凯恩斯主义走下神坛。

继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兴起，以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为代表，抨击凯恩斯主义，主张要保持经济稳定，应该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国家不应该干预经济。但凯恩斯主义不死，经过短暂的沉寂，以曼昆、斯蒂格利茨等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兴起，在坚持凯恩斯主义基本信条的基础上，吸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养分，提出政府干预旨在修复市场失灵。

经济学流派纷呈，但均致力于解决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问题的出现和对问题答案的求索促成了经济学的演进和深化。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究其实质，经济学需要解决实际问题，其作用力场必定是市场。

那么，市场是否是事物？或者说是物质？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自由市场也是事物。若是事物，则外因的存在是应然也是必然。事物就有其规律，事物最终的状态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部作用于市场的因素不应简单地冠之以“干预”，而应是市场作为事物在其发展中必须接受的条件，不存在没有任何外部约束条件的事物，再自由的“自由市场”也有外因，也有外部约束条件，这是不容否定的现实。

政府作为市场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会不断地作用于市场，或主动，或被动，或“有心栽花”，或“无心插柳”，不能因在市场中发现了政府的影子，就武断地定义成计划经济或管制经济。市场作为事物绝不是百分之百自发形成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会有不间断的设计，无论是主动自觉的设计，还是“被设计”，绝对的纯自然状态根本不存在。自由市场不是一切皆自由，而是强调规则和规则的相对稳定性，信息和资源流动的非规则性干扰须被限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自由市场绝不是原始的、自然状态的市场，否则的话，黑市和地下交易或许更接近这种僵化的定义。市场是事物，就会进化，进化过程中多种因素和变量共同作用是必然的。

按此逻辑，反观凯恩斯主义，居于其理论核心的政府干预不仅不是市场经济范畴的域外之物，而且是不可或缺的组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要想有效发挥作用，必然离不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有效规制。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市场与政府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其内在的缺陷，关键在于如何针对存在的问题，取长补短，相生相济，实现二者的最优结合。

旧王朝新政

暂先换档，从经济学的发展演进穿越到中国旧时的王朝新政，特别是从那些荦荦大端的王朝新政中寻觅凯恩斯主义的痕迹，进而印证“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左右互搏”古已有之，国家与市场本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顺应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政策集于中央，“利出一孔”，实行“官山海”的国家垄断，对铁、盐等自然资源进行绝对控制，同时又积极采用市场手段来进行调节，如对矿产资源实行“官有民营”的政策，即“与民量其重，计其盈，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对食盐资源实行“寓税于盐”的政策，即将税收转移到食盐的价格中，既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调动市场积极性，齐国的经济实力由此不断增强。

战国时期，秦国用“商君之法”，在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废井田开阡陌，改革赋税，鼓励农耕，经济上的“法家”与政治军事上的“法家”流异源同，其集权方式强化战时国家资源调配能力，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

西汉中期，为了外御匈奴内止纷争，汉武帝长期实行盐铁官营、算缗、均输、平淮、币制改革、酒榷等国家战时经济政策，在大幅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生产效率低下和政治腐败却伴生而至，汉昭帝时召开“盐铁会议”，贤良方正派反对与民争利，主张与民休息、罢除专营、减轻赋税，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武、昭两朝财政大臣桑弘羊坚决捍卫政府对经济管理的唯一性，双方调和的结果是酒榷改为征税，其他政策依旧。

北宋庆历年间，土地兼并日重，冗官、冗兵、冗费等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社会经济危机频仍，范仲淹等实施变法，在经济方面主张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等，史称庆历新政。其经济政策取向是削弱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还权于中央政府。

到宋神宗时期，国家积贫积弱的危局更甚，王安石等继续变法，在经济方面推行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等，史称熙宁变法，虽然政策主流是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但是市场的力量亦融入其中，“市易法”之“市”虽只一字，却是“看不见的手”的史册留痕。

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之风沉疴难祛，赋役不均，国库空虚，国贫民穷，张居正携万历新政登场，在经济方面，清丈田亩，厚农利商，改革赋税，推行“一条鞭法”，简化赋役项目和征收手续，着力发展生产，新政十年，“国库充盈，太仓粟可供十年，太仆金积存四百余万”，其中市场作用的力道渐重。

横纵贯通中的市场与政府

截取旧王朝新政的若干片段，沿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逻辑主线，纵向分析后至少有如下基本认识：

第一，经济发展既有政府的角色，也有市场的角色。旧王朝新政中政府和市场二者兼有，二元并存，区别仅在于孰主孰辅、孰重孰轻。其依据不外乎所处的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口结构、环境要素、利益格局等。当然，“家天下”决定了政府的本位作用，市场只能长期处于“商末”地位。

第二，经济有周期，旧王朝的治乱循环反映在经济政策上也呈现出周期特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序中提出，“故善者因之（顺其自然），其次利导之（因势利导），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其争”。该经济观的因之导之是尧舜禹汤至秦之前的上古风貌，社会经济管理以自然主义为准绳，教诲之整齐之乃至与其争是秦之后的境况。虽然司马迁以西汉为界追溯立论，其实这种经济管理方式贯穿中国清鸦片战争之前整个中古时期，且集权特征逐渐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控面面俱到。近代中国依然延续这种模式，即便国民党政府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也在战时以统制经济形象示人，高强度压制市场作用，生成了官僚资本主义的怪胎。

第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主要矛盾决定政府和市场的组合关系。在古代社会，农业是最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因此旧王朝采用的政策措施主要针对土地制度、徭役以及赋税。当社会经济活动中危机出现时，变法者提出的新政，均是政府全面主导，打击各种扰乱市场行为，并降低税负，鼓励生产，其矛盾而又和谐之处在于政府所行政策措施的大方向却是要让“看不见的手”发挥更大作用。

在运用历史分析方法的同时与主流经济学横向贯通，凯恩斯竟然实现时空穿越让自己的主义着色于中国的旧王朝新政，当然两者的接驳点是经济活动中的“看得见的手”，是政府的积极干预，但是其中还有更深刻的寓意：其一，危机是主流经济学派嬗变的催化剂，也是中国旧王朝新政的导火索，千万不要浪费危机，要学会在危机中总结经验教训，在危机中积极作为；其二，危机会造成破坏，但“破”是为了“立”，危机是一种定期给经济“去火”、“消肿”的手段，是净化系统，是重新激发活力的机制，是经济周期的内在逻辑使然；其三，任由危机发展而听之任之绝不是经济学的根本宗旨，至多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条，任由危机侵蚀经济肌体而把凯恩斯主义束之高阁是害人害己的“假道统”；其四，危机后的经济调整以及化解危机的政策组合绝没有否定市场的作用，只是承认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凯恩斯主义的作用在于以短期的hands-on（上手介入）重新激活市场机制；其五，在经济学落地的过程中，求真和求用要并重，一方面要探究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要将这种规律性认识结合特定的社会经济问题指导具体实践，这绝不是简单的实用主义，而是理论与理论的融会贯通以及理论和实践的中和位育。

简言之，涵濡古今，运用古代王朝新政导出的经验镜鉴当下，可谓古典不古，功在今朝。同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也具有同异合流，殊途同归的效果。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是操作主义和描述主义（萨缪尔森的划分）兼具的学科，解释功能为主预测功能为辅，科学家和工程师（曼昆的划分）并蓄，经济学存在的根本在于“用”，因此，纵向的借鉴和横向的比较是日常功课，毕竟经济学家还是要更趋向于工程师，虽然标签不很光鲜，但对社会的贡献却更实在，“脱虚向实”方是正途。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