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派记者 马国川 发自东京
中国是否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研究中国的国际专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日本，对中国经济前景，日本既有乐观派，也有悲观派。
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关志雄是一个乐观派，因为他认为中国还有后发优势，而且“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是不错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创新的正面报道也越来越多”。
关志雄早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后来负笈日本，获得东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既亲身经历了香港的高速增长时期，也亲眼目睹了日本经济泡沫经济膨胀和崩溃。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开始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先后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经济的著作，在业内很有影响力。
关志雄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提醒说，“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不能再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要靠创新、靠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可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中长期增长看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看供给方面”
《财经》：1979年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整整30年后的2009年你在日本出版了《中国第一》。 当时世界金融危机刚开始，与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强劲。不过从201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你是否还像以前那么乐观？
关志雄：如果中国经济没有恢复过来，我的观点就变成了一个笑话。幸好，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行列。
从1979年到2010年，中国高速增长30多年，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1973年，只有十七八年接近10％。为什么中国高速增长比日本还要长？主要是后发优势，中国的出发点比日本低。鉴于日本1955年左右已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956年日本经济白皮书提出了“已经不是战后”的观点，由此日本进入高度增长期。与50年代中期的日本相比，70年代末期中国的发展水平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更具后发优势。
中国和日本都是追赶型国家，追赶过程就是人均GDP向发达国家水平看齐。日本高速增长是1973年结束的，很多人认为是由于石油危机，其实不是。1973年日本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没有石油危机，也要进入低速增长时期。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同时发生的，都在1973年左右。
《财经》：可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又有一个比较高的增长时期。
关志雄：远没有以前高，从1973年到1991年日本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3.6％，80年代后半期的泡沫期比这平均值高一些。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进入了失去的十年、甚至二十年，泡沫经济崩溃不是唯一的原因。越是中长期，越是要看潜在增长率，决定潜在增长率的不是需求方面，而是供给方面。日本在60年代初期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不过还有后发优势，人口红利还有，所以能够继续较快增长。90年代中期劳动人口开始下降，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利，后发优势也几乎没有，因此增长乏力。
《财经》：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现在只有高峰时期的一半。
关志雄：中国开始重视从供给侧分析经济增长，是非常正确的。
研究发现，1995年到2011年中国的潜在生产率是9.9％，其中0.7％是劳动投入量增加，5.3％是资本投入量增加，剩下的3.7％是全要素生产率（TFP）。这是旧常态时期。中国在2010年前后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几乎同一时期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利。虽然储蓄率很高，但是今后不可以维持，一个是老龄化，另一个是工资上涨，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企业没有从前那么赚钱，投资减少，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必然的。
“民营企业是未来的希望吗？”
《财经》：与日本情况很不相同，中国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就下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凸显出来。
关志雄：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努力从以农业为中心的发展中国家向以工业或者服务业为中心的发达国家迈进，这和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很像。最初阶段可以有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可是过了刘易斯转折点，由于没有创新，大部分国家都停下来。从世界范围看，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很少，超越的是例外，不超越才是常态。
去年中国人均是8000美元，刚刚就是中等收入国家。除了刘易斯转折点以外，中国还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不能够再依靠劳动等要素投入的扩大，而要靠生产率的提升，而提高生产率就要依靠创新。这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任务。
《财经》：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经济学家意见并一致：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和发达国家距离很远，还有很大后发优势；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现在中国追赶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了，以后经济增长必须要靠创新来驱动。
关志雄：中国还有后发优势，但是越来越小，越来越不明显。最乐观的认为现在中国还处于日本50年代的水平，所以还可以8％以上的高速增长20年。我没有那么乐观，也没有一般人那么悲观。
创新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创新包括后发优势的模仿改进，比自己过去做得好；狭义创新是比任何人都要做得好。中国不要太强调自主创新，因为和发达国家还有差距，所以要继续利用后发优势，以便宜的价格从海外引进最适合的技术。
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关键在于有没有能力去吸收消化海外的技术，从前日本就是这样，中国做得也很好。东南亚接受外资比中国还要早，结果它对国内经济的渗透不大，没有吸收消化。互联网技术不是中国搞出来，但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得不是很好吗？
《财经》：看来，你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还是乐观的？
关志雄：因为中国的创新能力还是不错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创新的正面报道也越来越多。
提高整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TFP），需要创新，创新的主体是民营企业。在波士顿咨询集团发布的最新《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50强报告》中，三家中国企业(腾讯、华为、联想)上榜，它们都是民营企业。按市值计算的世界十大互联网企业里头有四个是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京东)，也都是民营企业。
《财经》：中国政府现在提倡创新，但是创新并不是易事。
关志雄：还是有亮点的，例如深圳。深圳现在海外申请专利几乎占全国的一半，未来中国的创新中心可能从中关村要移到深圳。深圳没有大型的研究机构，也没有名牌大学，全都靠引进来，给你创造很多好的条件要你来创业。另外，可能因为它离北京比较远，市场化进展比较早，地方政府对市场也比较友好。
《财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不是只有创新一条路呢？
关志雄：不是，还可以通过资源再分配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产业升级，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领域，比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或服务业，制造业从低端廉价产品转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
过了刘易斯转折点，也不代表已经没有劳动力资源。如果农业的生产率提高，打破户籍限制，就会有新的劳动力转移出去。资源不单是劳动力，也包括土地。农地流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中国土地不能自由流动，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还有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就是从生产率低的国有企业转到非国有企业。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董辅先生就讲，全都是国有企业，不可能是市场经济。回头看就更清楚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民营企业，资源从国有企业转到非国有企业，也可以提高生产率。
“重点不再是创造就业，
而是提高生产率”
《财经》：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分歧在于，主张后发优势的人士坚持认为，中国还要继续加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过去30多年中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成功啊。而主张创新的经济学家们则认为，不能再走靠投资拉动的老路，旧的增长方式已经不可维持。不同的意见对政策都有影响。
关志雄：日本到1990年还非常成功，为什么后来20年不成功？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政策，不能说从前是成功的，就永远成功。
有一段时间日本被称为“土建国家”，它以刺激经济为借口，到处搞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建设。本来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完成，继续做下去效率很低，结果浪费很多资源。90年代很多批评，现在改善很多了。
这是日本的教训，中国现在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可能还不太晚，否则就会形成严重的债务问题。
还有对外投资，有时候中国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尤其是国有企业走出去，成为一部分人“发财”的手段，不怕亏，有国家补贴，“资产私有化，债务国有化”。
当然我不是说什么都要留在国内，按相对优势，有些衰退产业还要移到海外，可是国内还做得来的，就不应该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
《财经》：但是有些人认为，如果中国增长速度掉到8％或者7％以下，就业会出现大问题。
关志雄：这种思想还停留在十年前，就是刘易斯拐点以前。日本流行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也是这样，认为中国没有8％增长社会就会乱。这是他们以旧常态为前提，没有理解新常态。
现在中国的增长率只有6.7％，但正如达到历史高位的求人倍率显示，劳动市场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这反映了潜在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日本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求人倍率是泡沫期以来最高的，可是增长率却几乎是零。
《财经》：中国地方政府一直有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最近房价不断上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关志雄：中国现在有什么风险要留意的话，房地产是比较值得关注的。中国城市的房价都太高了，以平均家庭收入买一个标准房子算，深圳不喝不吃不交税得27年，东京在泡沫经济最高峰也不过是15年左右，现在是6年到7年。各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泡沫一定会崩溃的。
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谈话说，股市、汇市、楼市的政策取向要“回归到各自的功能定位，尊重各自的发展规律，不能简单作为保增长的手段”，“房子是给人住的，这个定位不能偏离，要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库存’，而不应通过加杠杆‘去库存’”，现在的趋势似乎背离了权威人士谈话的精神。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经说过，每一次泡沫在崩溃之前很难断定它是泡沫，只有在它崩溃以后才得到确认。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有“土地神话”，土地只有涨，不会跌，东京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大藏省（现在变成财务省）一定不容许，可是后来掉得多厉害。现在东京的房价还不到80年代末的一半。
《财经》：看来，中国经济要维持住中速增长，必须改变原有的投资拉动旧模式。
关志雄：首先必须从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放的粗放型增长转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集约型增长。根据其他国家经验，当经济发展走过“刘易斯拐点”之后，政府政策的重点不再是创造就业，而是提高生产率。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不能再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要靠创新、靠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可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