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克尔·斯宾塞/文

自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衰退以来，复苏反常地漫长而低迷。对于这一“新常态”，一个颇引人关注的可能性解释是生产率增长放缓。尽管我们拥有大量的数据和分析，但生产率在当前经济萎靡中的角色仍难以定论。当然，生产率增长放缓对长期经济表现是不利的，并且是美国在接近“充分”就业之际拖其后腿的因素之一。在世界其他地方，其他因素似乎更重要。

比如在欧元区，许多成员国的总需求一直受到德国巨大的经常项目盈余（2015年占GDP的8.5%）等因素制约。如果总需求增加，现有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源得到更高效的运用，即便生产率不提高，各经济体的中期增长也有望获得巨大提振。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生产率问题。

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问题需要多方共同行动，而不仅仅是中央银行。但到目前为止，货币当局承担了应对危机的主要责任。它们先是干预防止金融系统崩溃，随后又出手阻止欧洲主权债务和银行危机。然后，它们继续抑制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提振资产价格，从而通过财富效应刺激需求。

该方针尽管带来一些效果，但可谓物尽其用。极低甚至负利率没能重塑总需求或刺激投资。汇率传导渠道没有多大用处，因为这无法扩大总需求，而只是让需求在各国可贸易部门之间转移。通胀是有益的，即使是最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难以将通胀提高到目标水平，日本就是如此。一个原因就是总需求不足。

我们根本不应期待仅靠货币政策就将经济提升至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增长轨迹。事实上也确实无法做到——货币政策显然只是为家庭、金融部门和主权部门赢得了时间修复资产负债表，为强化增长的政策赢得时间。

不幸的是，政府在实施全面财政和结构性响应措施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原因之一是许多国家的财政当局（特别是日本和部分欧洲国家）受制于高企的主权债务水平。此外，在低利率环境中，它们可以通过债务积压过上好日子。

对重债国政府而言，低利率是保持债务水平可持续、减轻重组债务和银行压力的关键。向高主权债务收益率均衡的转变，将让财政平衡无法实现。在欧元区，欧洲央行2012年所做的阻止债务水平变得不可持续的承诺，是以财政抑制为政治条件的。

政治动机也在起作用。政客们更愿意将担子甩给货币政策，避免实施旨在增强市场性和灵活性那些不受欢迎的政策——包括结构性改革、债务重组和银行重组，即使这会破坏中期增长。

结果是各经济体陷入了所谓的纳什均衡，即所有参与者都无法通过单方面行动获益。如果中央银行想要在没有全面的重组债务或重塑需求、增长和投资的行动的情况下退出积极宽松政策，增长就会受损，从而央行信誉乃至独立性也会受损。

但它们必须退出，因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已经达到弊大于利的程度。通过长期抑制储蓄者和资产所有者的回报，低利率已开始刺激人们疯狂地追求收益率。这一行为有两种形式：一是增加杠杆，自2008年以来，全球杠杆增加了大约70万亿美元，主要来自中国；二是资本流动波动，这促使一些国家的决策者各自实施货币宽松或资本管制政策，以阻止可贸易部门增长受损。

政治领导人表现出更多勇气实施不利于一时增长，但有利于稳定财政状况的结构性和社会安全改革已经是过去式了。更普遍的情况是，财政当局需要更好地与货币当局合作。这一行动有可能必须等到低增长、高不平等、国际贸易和投资不信任，以及央行失去独立性的后果大到难以承受，才可能实施。这也许不会马上发生，但考虑到民粹主义领导人抓住这些不利趋势赢得支持，这一天可能不会很遥远了。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编辑：许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