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继华/文

2016年10月13日，一个普通的日子，却是世界文学之林不寻常的一天。这天，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意大利演员、导演、戏剧作家达里奥·福（Dario Fo），以90岁高龄辞世。同样在这天，瑞典皇家学院宣告，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摇滚音乐人鲍勃·迪伦。

当年达里奥·福荣膺桂冠，引发整个世界一片哗然，诺贝尔冠盖草根诗人，实在出乎意料，赞之者弹冠相庆，毁之者刻薄尖酸，惊异者茫然失措。

然而，他获奖的理由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现实的牵连：“他传承中世纪丑角的喜剧精神，鞭笞权威，捍卫被压迫者的尊严。”

也许，文学之为文学，唯有为时而作，兴观群怨，眼观人间苦乐，心系苍生命运。而且，诗人要像基俄岛上那个盲人歌手荷马，抱琴游走，边走边唱，且歌且舞，吟诵平民的悲欢离合，歌颂英雄的伟业丰功，传扬神灵的不朽教谕。

达里奥·福出生于意大利北部一个普通的工农家庭，父亲为铁路工人，母亲是地道的农妇，其祖父就是一位民间口传艺术家，也许是最后一代说书人。他在工匠渔夫、贩夫走卒的贫寒圈子里成长，五方杂处的方言，粗野下流的叫骂，以及怪诞滑稽、灵异非常的故事，让他天生具有平民的政治立场，从小就迷恋说唱艺术，注定要成为“大众的游吟诗人”、20世纪普罗大众的代言人。

20世纪50年代末，与梨园世家的名演员弗兰卡·罗梅喜结伉俪，亲近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体，共同探索现代舞台艺术的新路——废弃的工厂、露天的公园、体育场，都成为他艺术表演的场所。70年代，他的艺术创新实践和左派政治锋芒确立了其公众人物的地位。在官僚政治无底线腐败和黑手党猖獗横行的米兰，他创作并表演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锋芒直指强权和非正义，捍卫永恒的人间正义。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达里奥·福并未止步，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中世纪，探索“喜剧的艺术风格”，戏仿中世纪流浪喜剧演员，深化“滑稽神秘剧”的内涵，改写圣方济各圣徒的行传，甚至恶搞圣经故事，将丑角、闹剧上升到英雄、悲剧的诗意高度。

达里奥·福的戏剧，乃是“关于悲剧的怪诞闹剧”，表现了一个平民艺术家的激进无神论立场。用他自己的话说，“上帝如果真的存在，那他一定是个喜剧丑角。”

达里奥·福创作了50多部戏剧，在一个“解政治化”的时代，他的戏剧重启了艺术政治化的可能性。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次年，也就是1998年，孟京辉导演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在中国公众之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陈建斌所扮演的“疯子”，让人铭心刻骨地体验到官僚制度的无能与无赖。

达里奥·福的巨大成功，原因也许在于他的艺术戳中了当代人的政治兴奋点：在非正义和暴力横行的黑暗时代，人们依然怀着对正义的渴望，哪怕这是一种虚妄甚至绝望的渴望。达里奥·福所仰慕的马克思主义戏剧家和理论家布莱希特曾经说过：在黑暗的时代，我们揭露黑暗，光明美好的时代才会降临。

激进的政治立场、彻底的无神论信仰以及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锋芒，让达里奥·福腹背受敌，进退两难。他一度竞选米兰市长，还关心交通拥堵和空气恶化等难题，但因反对派施压，他不得不退出竞选。20世纪80年代，美国当局拒绝达里奥·福夫妇入境参加在纽约举行的意大利戏剧艺术节，其遭遇十分类似于布莱希特、卓别林、马尔克斯。那年5月，“没有达里奥·福夫妇”的意大利戏剧艺术节在纽约举行，主办方和公众感到无比尴尬。

不过，从艺术本位言之，达里奥·福的贡献主要还在于他对于戏剧诗学形式的探索。

他的作品粗略可分为三类：一是独幕喜剧，其典范是《滑稽神秘剧》系列，它们传承着中世纪丑角的喜剧精神，寓庄于谐，绵里藏针，讽喻历史的乖谬，讽喻现实的荒诞，让笑声颠覆正统的历史观和虚假的意识形态，让人顿悟强权的残暴及其无能；二是政治讽刺闹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堪称典范，它对权威严加鞭笞，对非正义持久抵制，并且将饱含同情的艺术目光投注给平民、被侮辱和被损害者，也就是将戏剧从古典转型为现代，使之降尊纡贵，从钟鸣鼎食的华丽家族到饮食男女的大地草根；三是戏仿的圣徒传奇，《丑角圣方济各传奇》是其代表作，它改写中世纪圣徒行传，游侠传奇，在闹剧之中渗透悲剧美学因素，将当代现实的怪异投射到圣徒生活的荒诞之中。三类戏剧都体现出一种游吟诗学精神。

他的戏剧没有固定文本，即兴表演，通过表演与公众互动来完成艺术，在漫游中亲近民众，与其呼吸共节奏。更重要的是，通过改写历史，激发公众，捍卫着弱者的尊严。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