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一生/文

1932年2月的伦敦寒气依旧，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大萧条还在延伸。年仅30岁却风华正茂、已出任“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所长的哈耶克，受邀来到当时世界经济学的最高学府伦敦经济学院，用他浓重奥地利口音的蹩脚英语做了四场讲座。这次看似一般的演讲为宏观经济学史上最古老、也是至今还没有结论的一场顶级辩论拉开了序幕。

哈耶克演讲的主题是“价格与生产”，这本书让他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在这次演讲中，哈耶克与凯恩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核心除了货币对经济周期影响等主题外，更具历史意义的争论是：市场是否真的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干预。

凯－哈论战

这时，源自美国股市暴跌后“恐缩”酿造的“1929年世界大萧条”、正在进入恶性循环的最坏阶段。全世界都在瞩目美国，期待救世主的降临。虽然哈耶克目睹了胡佛总统的“救市政策”，但他还是坚信：现代市场经济中，商业周期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供给扩张和信用货币的过度膨胀。因此，如果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和信用膨胀的办法来“创造人为的需求，就意味着一部分可用资源被引导至错误的方向，并使一种决定和持久性的调整再一次受到阻滞”。因此，只能“让时间去完成一个持久的治疗”。

相反，在凯恩斯看来，哈耶克近乎一个不怕虎的初生牛犊。凯恩斯主张政府实行银行体系的货币金融管理、操控并利用利率去影响投资率，以使投资与储蓄相等以对抗经济危机。

哈耶克不以为然，他批判凯恩斯：“繁荣与萧条简单说来就是信用条件在均衡位置上上下摆动之结果的表现”的结论是错误的。他认为“如果相信我们总能用货币政策把工业波动完全消灭，这或许只是一个幻想”。所以，哈耶克断言，凯恩斯的“通过货币供给变动来影响价格和生产”的思路，根本解决不了银行利率与均衡利率是如何偏离的问题。哈耶克直言：人为刺激投资，使其超过即时储蓄，可能会引致生产结构的非均衡，最后导致猛烈的回跌。

然而哈耶克忽略了一个重要背景，即经济萧条时期即便人为刺激投资也不会超过储蓄，因为危机后之所以萧条是因为投资锐减，而大量本来就过剩的资本量会愈为大增。

凯恩斯并未认真回答哈耶克提出的问题，而是草草回应了一篇短文：“我感到，在他和我的思想之间，有一道厚厚的大雾之墙将我们分隔开来”。后来让他的一个信徒、意大利籍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与哈耶克继续理论缠斗。

哈耶克笃信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非常难以认识的，只能从市场中个体间的互动中去部分地理解；凯恩斯则坚持，一个经济体最好从一个大的宏观图景中来认识，即从供给、需求、利率的总量来观察。哈耶克停留在“微观经济学”的思维上，着眼于成本、价值这些不同的经济构成要素；凯恩斯却正朝着思考经济运行的新思路上酝酿突破——宏观经济学，即把经济视为整体来理解。

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至少存在以下几点致命伤：1、“消费可以替代投资使经济总量实现均衡”的错误结论影响颇深，它导致了日本政府至今还期望通过发放消费券来让长期萎靡的经济得以重生，到头来却欠了一屁股永远也还不清的政府债；2、凯恩斯所谓的“投资乘数”本质上是近乎荒谬的“消费乘数”，即消费越多收入增加越快。实际上经济和收入增长最终来源于投资，消费增加最多一时提高一点设备开工率，对收入的增长作用微乎其微；3、“节俭悖论（越浪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越大）”是明显的本末倒置。如果所有人浪费成风，中国绝对没有30年来的超高速经济增长。

哈耶克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忠实卫士，坚定不移地反对政府干预。与凯恩斯相比，他即缺少从宏观（总投资、储蓄、失业）的全新角度把握经济整体的醒悟，也没有在政府（英国政府的经济委员会）机构参与具体经济政策的经验，更多地是一位作风严谨、思维缜密、功底扎实的书院秀才。他认为：“商业周期的起源是政府中央银行在信用扩张的过程中，刻意压低利率导致资本被错误分配所造成”。

由此可见他对经济危机的理解还相当肤浅。但哈耶克对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批判却非常犀利：“要实现用货币政策才能在短期内实现的最大就业，本质上是亡命徒的做法，一无所有却试图孤注一掷以获得短暂的喘息”。

市场本身不能应对经济危机

在政府干预出现之前，人类的市场经济活动跌跌撞撞地延续了数百年。但自1929年胡佛总统开启政府干预以来，即便在经济意识最为自由的美国，也再没有离开对政府干预的依赖。

如果市场是完美的，它确实不需要政府。而它今天之所以还需要政府，就是因为市场有时并不完美。市场自己不可能应对经济危机。

1929年的“大萧条”导致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失业，86000 家企业破产，5500 家银行倒闭。由于胡佛时任美国总统，所以胡佛就成了臭名昭著的罪人。而实际上，胡佛才是所谓“罗斯福新政”的开创者。“大萧条”初期，除了增税政策属于背道而驰，其余采取的一系列对抗经济危机的对策都是积极且有效的。

1931年，胡佛总统在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的住所，召集了15位银行界的巨头召开秘密会议，建议他们将美国强大的银行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信托联营公司，帮助那些弱小的银行渡过难关。他成立了注册资本20亿美元的“复兴金融公司”；1932年批准了《哥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向国民保证要成立一系列家庭贷款贴现银行；为联邦土地银行追加资金。

胡佛总统还发表公开声明，呼吁大家不要私自储存黄金、努力维持企业的工资水平，并下令敦促各州长和市县长，在每一个切实可行的方面扩大公共工程建设，同时确定联邦公共建设支出增加5亿美元，以避免经济进一步恶化等。

罗斯福总统只不过是继承了胡佛的衣钵，增添了一些银行休业整顿（缓冲挤兑）、推行“以工代赈”、通过《国家工业复兴法》以缓解过度竞争、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保体系、建立急救救济署等，为政府如何挽救危机中的经济树立了典范。

罗斯福新政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它彻底为经济学完成了一次割礼：市场并不完美、有着它自身无法逾越的先天缺陷，市场自身不可能杜绝经济危机。

市场的先天性缺陷就是，它必须按照效率最高、成本最低来设计自己。也就是说，健康高效的经济体系是不可能按照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突发性需求来设计自己的。于是，现存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有免疫缺陷，天生就不可能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那么，经济危机总是会像海盗一样不肯消声觅迹，市场该怎么办？

经济增长最终是收入的增长，而固定资本投资则是收入增长的最终来源。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不投资收入也可以增加，那么这个世界上绝对不会有人去费力不讨好地投什么资。

那么，如果收入（GDP）不仅没有随投资增加，反而出现下降或负增长，即净投资（总投资－折旧）为正，而同期收入却出现了负增长，这就成为经济危机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例如，全球金融风暴前的2007年，全球固定资本投资13.5万亿，同期全球GDP（收入）增加了6.4万亿美元；而金融风暴后的2009年，全球固定资本投资13.4万亿美元，而收入（GDP）却净减少了1.4万亿美元。

这背后的玄机就是：即便投资为正，“恐缩（恐慌性消费需求萎缩）”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依然会导致收入（GDP）出现负增长。这一点是自由经济学派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的。

那么，经济危机到底是怎么爆发的呢？经济危机爆发的路径为：收入和积蓄增加→金融投机出现羊群效应 →金融产品价格暴涨 →价格崩盘→（金融机构出现巨额亏损并倒闭）金融恐慌 →社会恐慌 →恐缩（恐慌性需求萎缩＝消费因恐慌突然下降） →生产“被”过剩 →企业倒闭、失业增加、收入下降 →消费进一步萎缩……。

这里与传统危机理论或周期理论不同的是：1、生产过剩不是在危机之前、而是在危机之后才出现。不是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而是经济危机导致生产过剩；2、金融危机是因“流动性痉挛（金融机构间的正常货币流动因恐慌而突然停滞）”而爆发，与货币量的多寡无关；3、单纯刺激消费或政府赤字替代消费无助对抗经济危机，只能加大政府赤字（政府把银行的投资款变成了政府消费）并拖累经济增长。

90年代中期，美国的一些大学的经济学教学，已经在酝酿是否要取消经济周期这门课程，因为“克林顿景气”持续时间之长，已经让美国的经济学教授们觉得，似乎只要有了完美的经济政策，经济周期已经消声觅迹了。

2008年的金融风暴，不仅夺走了全球民众5万亿美元以上的收入，而且打碎了经济学家们的一头雾水，经济危机的死灰复燃、重新唤起了各国政府对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

政府的使命是防火而非救火

问题的本质不是政府是否要干预经济，而是政府应当干预什么？在什么时候干预？在杜绝经济危机方面，政府做得越多，就越有成效、越可能事半功倍；在经济危机过后，政府做得越多，越有可能画蛇添足，惹来更大的麻烦。

虽然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中，把银行恐慌（挤兑）视为全面恐慌的诱因。但实际上，2008年美国并没有发生银行挤兑，经济危机还是爆发了。

这是因为虽然表面上没有发生银行挤兑，但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间的短期拆借几乎骤停，同业间闻风丧胆，“流动性痉挛”判若窒息。正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疯狂、恐慌和崩溃：金融危机史》一书中所写的：“一家银行的倒闭，将引起市场其他所有银行的信任危机，甚至那些原本十分健康的银行也随之倒闭。”

问题是，即便流动性痉挛最终会导致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却未必一定发生经济危机。只要金融危机没有招致社会恐慌、没有发生“恐缩（恐慌性需求萎缩）”，就仅仅会导致金融界内部的一些重组——那些在金融交易中的优胜者，兼并或吃掉一败涂地的对手，例如1990年以后的日本。

面临危机的政府干预，始终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在金融危机千钧一发的危难之际，如果政府能对一些重要金融机构施以援手，甚至只要象征性地提供准担保，金融危机就会迅速化解。但这在自由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特别是美国，会受到来自舆论、国会甚至总统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显然违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基本原则，政府是在拿全体国民的钱（税款），来为一小部分落水的金融企业解困。

如果所有金融机构都可以得到此种待遇，金融机构是不会倒闭了，可市场经济也会失去根基，没有人再会去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任，反正赔了钱有人兜着，赔的越多越安全（大而不倒）。

哈耶克和凯恩斯到底谁错了

虽然市场理论上并不需要政府，而一旦经济危机大难临头，市场却急需消防队。当市场没发生经济危机时，哈耶克是准确的，市场本身不需要政府。而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哈耶克就不再正确，市场需要政府来充当急救车。

连反凯恩斯主义的第一人者、自由经济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的卢卡斯也不得不承认：“我猜，在（经济危机的）枪林弹雨之下，人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时，凯恩斯是正确的。市场天生不具备对抗经济危机的机制。但一旦走出危机后的萧条，继续推行并让凯恩斯主义无时不在，就会误入歧途，不仅对经济增长不利，而且会随着政府赤字的日益庞大让国民经济陷入泥潭不能自拔。

于是，每当经济危机把人类逼到墙角，从80多年前就开始了的这场晦涩而又现实的争论，就会一次次再度燃起。

总之，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争论，结论已经非常清晰：

1、只要可以杜绝经济危机，市场就不需要政府。市场本身的功能和机制，完全可以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政府通过立法，对经济的约束如垄断、收入两极分化等问题并不属于干预经济，而只是再分配调节）。或者说，在非经济危机时期，哈耶克是正确的。

2、市场只是在应对经济危机的特殊时期临时需要政府干预。危机一旦过去，政府只需预防危机——在危机爆发前的任何一个节点阻断经济危机的爆发。如设立“货币稳定基金”在流动性痉挛发生时对正常货币周转提供担保、在大型金融机构濒危时促进重组、在“恐缩”发生前稳住社会恐慌、仅在民间投资突然下降时启动或加大政府投资、并在危机过后出售国有资产收回投资等等。摆脱危机后，政府做得越多（包括产业政策），结果越差。

就此，市场是否需要政府的争论，今天也许可以终结了。离开经济危机谈论政府干预和自由市场经济，如同盲人摸象。辩论的双方都在强调事情的一个片面而没有抓到本质。随着经济学揭去经济危机的面纱，我们就完全可能在经济危机爆发前的任何一个环节降服这个恶魔。届时，经济学也将迎来一个无需再讨论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新时代。严冬将去，春天还会远吗？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资本金融计量中心主任，编辑：许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