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周来/文
一、作为危机反应的民粹主义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爱德华·希尔斯就对民粹主义的产生作出了解释。他认为，“对于长期形成的等级统治阶级，这些阶级垄断着权力、财产、教育以及文化，在他们所实施的统治过程中，哪里有普遍的怨恨情绪，哪里就存在着民粹主义。”亦即，当少数精英垄断着经济社会与政治优质资源，其他阶层无缘获得上升通道时，就会产生民粹主义。因此，民粹主义又被称为“失意者与愤怒者的政治”。这一说法特别适用于欧美的民粹主义检讨。
国内一说到民粹主义，一般都会说到俄国的“村社运动”。其实，以当代政治学的观点看，俄国的村社运动，尽管也是对现代化扩张导致乡村经济与文化衰落的一种回应，但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对回归过去的一厢情愿，并没有形成气候，也没有大的政治运动及后果。正因此，欧美部分学者声称，俄国“只有民粹派，但没有发展成为民粹主义”。而欧美及拉美的民粹主义则更具典型性。这种典型性也在于更能用标准的“危机与反应”框架分析这一思潮产生的根源。
乔治·斯蒂纳等人对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民粹主义运动有详细的考察。19世纪后期始，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政府，“不信任普通公民，称‘人民是只大野兽’，极力倡导经济精英统治”，使得“企业团体的政治势力迅速增长”，而“强调田园生活、公民民主和人权的农耕主义意识逐渐成为美国社会价值观的支流”。其结果，“大企业以从未有过的方式控制着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公司操纵整个国家的政权是常有的事。”比如，“西佛吉尼亚和肯塔基为煤业公司所操纵。纽约、许多中西部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则为铁路公司所控制。蒙大拿州的政治势力则控制在Anaconda铜矿开采公司手中。在俄亥俄州、得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石油公司居于主导地位。在华盛顿特区．企业也居于主导地位。在共和党的连任期间．从1868年的Ulysses S．Grant到1900年的William McKinley，大公司对一连串倾向于企业的共和党总统的提名和选举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国会中，受企业金钱的支使，一些参议员甚至公开代表某个公司或某个行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民粹主义思潮兴起。民粹主义者指责说，“华尔街拥有整个国家。政府已经不再是人民的政府，不再依赖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而是华尔街的政府，为华尔街服务。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成为奴隶，而垄断者则成为奴隶主。”民粹主义者提出，应该由政府拥有铁路与金融性企业，要监督并控制大企业对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参议院直接选举中的影响。
而由思潮向现实政治转向的触发器，是1929年的大危机。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加入失业大军，而危机中的企业主，一方面以牺牲劳工阶层为代价压低成本，另一方面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支持并继续享受穷奢极欲的生活。在参议院，修易·朗作为来自路易斯安那的民主党中的民粹主义者，倡导穷人起来与富人斗争，起来谴责富有的统治阶级。在他看来，这一阶级是由掌握大量资产的摩根、梅隆以及洛克菲勒所控制的。在1934年，朗制定了一项财富重新分配计划，对大的财团和公司征收资产调节税，重新分配货币收入，保证每户人家每年获得5000美元的奖励和2500美元的收入。为推行这一计划，朗建立了一个分享社会财富的基金，在1935年，这个基金吸收了500万名会员。然而，在这个计划执行之前，朗就被暗杀了。而“足以使他的支持者感到欣慰的是，随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倡导了温和式的改革”。
当下发生在美国的民粹主义思潮，与20世纪30年代民粹主义思潮可堪一比。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固然带来了持续而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造就了清晰的边缘地区，同时在欧美国家内部扩大了边缘人群。特别是移民以及部分外围国家对本土工作岗位的替代，不仅造成了欧美大量失业，而且摊薄了本土中产阶层原有福利。有统计表明，90年代初中期，英美等国每年都有14％左右的白领被抛向了社会底层。于是连西方社会学家自己都承认：原来是左右翼都拉“中产阶级”为友，现在左翼理论家可以更理直气壮地把他们归为潜在的无产者一类。“让我们给卡尔·马克思捎过信：自由主义秩序下白领既不平等也不安全！”
与此相反，企业主尤其是金融资本则从全球化中进一步得利，并且因其“大而不倒”之势拥有对政府的挟持能力。根据美联储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CEO们平均收入大约为120万美元，相当于普通全职工人工资的40倍；更离谱的是，30多年后，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美国CEO们平均工资超过了900万美元，是普通全职工人的367倍。
这种状况，已经为民粹主义思潮产生提供了土壤。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在民众对华尔街的不满之中，金融资本们的行径更是点燃了民众的怒火。美国保险业巨头AIG（美国国际集团），一个因经营亏损累计收受了超过1700亿美元政府救助的企业，竟然明目张胆地向高管支付总额达1.65亿美元的年度奖金!这竟然在华尔街各金融集团中是普遍现象。此前，危机中美国通用汽车CEO刚拿到政府注资，第一件事竟然是购买了一架耗资达30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于是，民粹主义思潮很快转化为现实政治。
历史上“成功”的民粹主义运动，都是民粹思潮与个人魅力型领袖人物结合。这种个人魅力型领袖人物，如当年阿根庭的庇隆，亦如后来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其实，在此次特朗普竞选总统胜出前，旷日持久的“占领华尔街”民众运动已经喊出了“99％对1％”的带有“民粹”色彩的口号，但运动因缺乏精英层中代表性“核心人物”来领导而渐次衰落。而特朗普的适时出现，恰好充当了这一魅力型领袖的角色。而且，特朗普在竞选中的表现，又正好具有民粹主义领袖人物最大的特征：“蔑视现有一切精英们安排好的秩序”。同时，特朗普回应了“愤怒与失意”群体最大的两个诉求：创造就业机会，反全球化与反移民。于是，他的当选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从久远之前思想家柏拉图，到当代法国政治家德维尔潘，还倾向于认为国家控制力被削弱是民粹得以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纽约》双周刊今年5月2日曾刊登英国著名政治评论家安德鲁·沙利文署名文章，警告当时认为“特朗普强盗般的民粹主义绝无可能入主白宫”的人，即将面临一场噩梦。沙利文的分析框架就是柏拉图式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分析认为，民主进程的有序推进，必依赖于精英组成的国家来控制。但民主进程的推进，将带来更多形式上的平等；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可能发展到极致，必将导致“精英阶层遭到鄙视”，民主将因失控而转向民粹。
沙利文认为，“为防止美国民主政治受制于大多数人的专横和暴民的情感，美国精英们在设计政权控制时，在民众意愿与权力的施展之间设置了重重障碍。”这种障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在起作用。但自此之后，自由市场的扩张以及互联网与新媒体“去中心化”的特点，已经一点点摧毁这些障碍。一方面是不断膨胀的平等欲求，而另一方面是越来越不平等的现实。一方面是愤怒与失意的人群越来越缺乏耐心，另一方面恰是政府的精英控制失效。这一局面出现，一定会被民粹主义领袖所利用。而这个民粹主义领袖就是特朗普。
与沙利文观点类似，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认为，民粹主义在美国和欧洲的抬头，表明民主国家无法应对“愤怒与失意者政治”。而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是“新自由主义扩大极大削减了国家的作用”。德维尔潘分析说，过去25年，“我们民主政体的主要错误在于放弃了政治，相信经济凌驾于政治之上”。“我们攻击国家，认为国家是社会组织令人压抑的过时形式，吹捧完全的自由主义。这要追溯至苏联的解体和自由主义民主的耀眼胜利。我们曾以为那是故事的结局，以为经济领域可以无限扩展。”但是，“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幻想的代价，而特朗普当选也是它的报应。”
要而言之，今日之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乃至全球的兴起，是因为少数精英集团独吞全球化红利的结果，是中产阶层空间日益逼仄导致“愤怒与失意者”人们越来越扩大的结果，还是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市场不断扩张导致国家作用极大削弱的结果。
二、对待民粹主义的理性态度
一直以来，在精英阶层眼里，民粹主义是一股带有破坏性的思潮。在某些条件下，民粹主义运动甚至成为“闯进磁器店里的公牛”，会把已有民主与市场的成果打碎一地。
这是一种很省事的看法，但可惜无法从源头上解决民粹主义及其所带来的任何问题。因为这一说法常常“倒因为果”：恰可能是民主与市场中健康因素被破坏，使少数精英垄断经济与政治资源，才导致民粹主义。也因此，正确对待民粹主义的做法，不仅不是单纯地对民粹主义污名化，反而应该从民粹主义那里获得积极的因素。
首先，我们必须“把民粹主义的出现当作一种警告”。正如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指出的，民粹主义是一张晴雨表，透过它，我们可以诊断经济政治体系的健康状况。“作为天生的政治厌恶者，哪里有民粹主义者，哪里就有充分的理由对政治的功能进行检视，哪里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它的某些环节可能出了故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接受民粹主义者的解决方案，而是意味着我们对民粹主义的出现应该敏感。”换言之，当我们意识到民粹主义已经出现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应该检视我们经济与政治领域出了问题。而民粹主义不过是这些内在问题的外在表现而已。
国内有权威人士研究认为，拉美目前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原因，在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地区左翼民粹主义政治盛行。但是，这位权威人士的研究也仅停留在此，并没有回答更深层次问题：为什么拉美政治中民粹主义会兴起。因而，也就无法回答如何消除民粹主义病灶这一更根本性问题。
相对而言，詹姆斯·米勒的分析就深入得多。米勒也看到，拉美民粹主义在经济上，因其“激进的再分配政策、过高的社会福利承诺以及对私人产权的侵害”，未能将拉美经济带入可持续发展；在政治上，因其“倾向于依赖领袖、中央集权、金钱以及报酬，它通常以扩张而不是以重塑政治的本质而告终”。但是，总体上看，“拉美民粹主义是对一个全面性危机的特定的地区性回应，这个危机出现于一个被推迟了的依附性发展运动的最终阶段。”且这种听凭自由市场发挥作用的依附性发展，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就使拉丁美洲已经出现了“失去的十年”。正因此，“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有着追求民族经济独立、打破半封建的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公正的目标。”问题在于，这剂民粹主义药方，作为“批判和替代自由主义的霸权”的方案，被证明不太对症。但无论如何，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政治，作为一个“晴雨表”，已经提供了检讨这一地区新自由主义及依附性发展内在缺陷的机会，也已经提供了检讨发达国家对这一地区控制和影响政策失效的机会。
其次，包容性政治应该主动吸收民粹主义合理诉求。激进民粹主义具有破坏性。但只要我们学会从中“抽丝剥茧”，将其由“激进革命”转化为“温和改良”，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有助于经济社会与政治健康发展，甚至有助于走出困境。
希尔斯认为，“理解民粹主义的关键在于了解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良序的政治在于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有升降的通道，也有沟通的通道。反精英主义则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第一个突出特点。“民粹主义者的言语中充满了对头脑敏锐的知识分子、官僚、雇佣文人、财主、强盗头领、披头士和财阀的诋毁。”激进的反精英主义则“企图扳倒整个精英阶层”。这当然不好。但如果我们将其反精英主义中凸显出的合理一面，包括“反对寡头垄断”、“反对公共机构成为强大的利益集团的俘虏”、“倡导政治上的简洁性和直接性”、“资源应更多为民众服务”等等借鉴吸收，则不仅可以改善精英与民众之间关系，还可以如塔格特所言，排斥惯常政治中积累的“那些腐败的或低级的因素”，重新使社会与政治变得生机勃勃。
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中心地区”的强调，被认为是民粹主义又一重要特征。塔格特认为，“中心地区”是民粹主义者想象出来的一片区域，民粹主义在“中心区域”之外不感兴趣甚至排斥。这是因为“中心地区”是民粹主义者所认为的躲避危机的“应许之所”。也因此，“是民粹主义常常与种族主义和外交政策上的孤立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激进的民粹主义排外倾向当然不好。不过，如果我们通过包容性安排，去除其激进的一面，对“中心地区”重视，可以让分享全球化红利较多的国家精英阶层，更注重把施政重点放在仍然生活在主权国家框架下的普通民众；可以让民众更加团结，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更好达成全球化背景下主要国家的优先性目标。
对威权领导人或国家的重视，也被认为是上世纪末以来拉美、俄罗斯等国民粹主义的特点之一。这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政治倒退”。西方政治学理论有一个基本假设：一个国家一旦开始民主化进程(当然是西方的标准)，民主将会因与日益强大的公民社会和财产权利互相促进而增强。这被称为“民主巩固”理论。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查韦斯执政为标志的拉美以及普京执政后的俄罗斯，被他们视为“民粹主义破坏民主巩固”的范例。
不过，近年来中东乱状、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及民粹主义在全球蔓延现象中，越来越多的西方政治家认识到，民粹主义对威权政治和国家作用的呼唤，某种程度上有其合理因素。德维尔潘明确指出，“如今全球一大悲剧就是国家的衰弱。国家—民族的衰弱一直都是世界‘粗暴化’‘野蛮化’的原因。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在中东和非洲（伊拉克、索马里、利比亚）造成的后果。这些失败国家垮台了，结果令人不知所措。如果我们置若罔闻，这部分世界就会朝着普遍野蛮化发展，恐怖主义将在‘无法无天’的地区长期扎根。但是，我们的民主政体也迫切需要复兴国家。”
总之，把民粹主义看作经济政治健康状况晴雨表，以此诊断社会病，并通过包容性政策制度操作，拒斥民粹主义激进的一面，回应或吸纳其温和合理的诉求，是明智执政者对待民粹主义应该有的态度。而这也为美国的历史所证明。
在斯蒂纳看来，肇始于19世纪末的美国民粹主义运动当然有其落后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民粹主义者后来发展到谴责整个工业化的不良后果，谴责整个资本主义，而主张回到农业经济时代。后来与马克思主义合流”。但斯蒂纳同时指出，民粹主义对于精英与寡头政治的批评，“要求控制大企业实力的滥用”，作为最“可贵的政治遗产，被带入了20世纪，尤其是罗斯福新政”。
而在斯蒂纳的笔下，罗斯福新政最主要的手段是“以强化国家功能，来抑制精英与寡头主义”，“通过干预银行业和工业，加强劳工联盟，并改善社会保障”，“建立起了一个广泛而复杂的规范性结构，以便在大资本与原本处于弱势的工人之间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但相对于民粹主义者激进的要求，罗斯福更为温和一些”。然而，“杜邦、通用汽车和其他公司支持反罗斯福的自由游说者，反对新经济政策。反对社会保障。许多经理憎恨罗斯福。他们认为，他把共产主义带到美国，并且把他的名字改为斯大林·Delano·罗斯福。在1935年，为阻止一项限制企业权力的法案通过，一些资本家联合起来向国会发了25万封信和电报，并组织一项流言活动，说罗斯福是疯子。”
而历史业已证明，由于新经济政策吸取了民粹派“那些完全平等和人道，并且重新主张农耕主义的传统”，才使美国避免了发生由于劳资过分对立而可能导致的“民粹式的颠覆性灾难”。罗斯福“不仅为日益扩大、有力和积极的联邦政府奠定了基础，不仅拯救了资本家，而且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
通过回溯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如果要消除民粹主义的危险，最好的办法是从源头上根除其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仅仅停留在对民粹主义的批评与直接遏制，只是在扬汤止沸，而不是釜底抽薪。
三、在中国，警惕民粹主义，
还是警惕产生民粹主义
在讨论民粹主义语境下涉及到中国问题，复杂而敏感。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主体意识觉醒和民主建设不断推进后，社会大众的政策参与进入活跃期，人们的权利意识与平等意识不断增强，利益表达和决策参与的要求逐步提高。这也为我们在改革中最大限度地听取民意、集中民智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也正因此，曾有一段时间，围绕公共领域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社会上不同利益群体出现了各种声音，知识界也难得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也符合执政党的精神。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就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而且，我们也看到，尽管在各种言说中，难免也不乏有一些在此前改革过程中利益相对受损者个别情绪化的表达，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众声喧哗后，社会上关于改革的确形成了难得的一些共识，其中，尤其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使得百姓更多分享改革与发展成果，使得官员更少腐败的机会，对此人们基本没有异议。
但有权威人士认为中国也有所谓“民粹主义”思潮。仔细对照民粹主义尤其是拉美民粹主义特征，如果说当下中国有些言说接近的话，大致有三：一是有言论认为财富差距过大，对再分配的呼声较高。其中，因为有言论指向先富阶层，尤其是所谓私营企业主“原罪”问题。二是有言论认为社会保障程度较低，呼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种言论，一方面被认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被认为是迎合社会公众不合理欲求。三是有言论质疑欧美国家的中国政策，认为本质上是在打压中国。因此，有言论要求中国在对外政策上要更加强硬。以上三种言论，的确表现出民粹主义反精英、反全球化的某些特质。对这些言论，我们有理由警惕。
但我这里想表达的是，上述言论不仅未出现总体过激的态势，甚至也未形成中国思潮的主流。而至少同样值得我们警惕的是，“精英主义”如果不受控制，才轮到可能导致产生真正的“民粹主义”。
其实，国际范围内以及相当一部分国内学者都观察到了这一点。在中国制度转型中，正如卡罗尔·格雷厄姆所言，“改革的持续性努力正在改变着政治力量的对比；改革的受益者在政治辩论中的声音日益强大，强势集团的利益取向在控制公共辩论并且主导转型政策。”
经济学家阿西姆格鲁和罗宾斯等人，曾经专门研究过收入不平等、话语权的不平等和政府再分配之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收入越不平等、越高度倾斜的社会中，在财富和收入中占据高份额的富有的精英阶层，同样拥有高份额的话语权，从而对政府再分配政策的影响也越大。又由于这些富有阶层保守既得利益的倾向，所以，他们往往会利用所拥有的高份额话语权，反对政府旨在促进分配公平的努力。这种“集体行动”的结果，会导致林德特和巴罗发现的所谓“罗宾汉悖论”：在面向贫困人口再分配越是需要得到保障的地方，政府反而因富有阶层操纵舆论影响而越无法实施这种再分配。我认为中国也需要警惕出现这一局面，否则，民粹主义产生才真正无可避免。因为正如沙利文所言，“假如精英阶层不以向其他阶层的妥协来治国，最终就会有外部人尝试以民众情绪来治国。”
因此，即使是面对上述三种言论，有条件和能力参与政策制定的人也应先躬身自问：我们的社会财富分配符合“应得”原则吗？为什么一个每天在大街上工作12个小时的环卫工，所得仅能养家糊口？对公众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实现了没有？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多的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案例被拱出来？国际关系真正实现合作共赢了吗？为什么即使是如此明显的公理都能会因国家利益而被漠视？
我们还看到，中国制度转型过程中的确有利益相对受损群体被排除在公共辩论与政策制定之外。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近几年来，对于改革过程中利益分配格局，的确出现了一些争议。其中，的确有一些反弹性言论。但是，这些言论中，除了少数学者学术探讨性文字偶见于纸质媒体，其他言论还多集中在网络。它们还构不成民粹主义思潮。而我们真要防止让它变成思潮甚至一种运动，就要正视这些看似有些激进的言论背后合理的利益关切。如果只是堵塞，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非正常渠道的渲泄，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最后仍然想重申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危险并不来自单纯的“左”或单纯的“右”，而可能是极“左”导致极右反弹，然后极右又导致极“左”回潮。所以，在经历了38年改革发展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改革观，提出“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的发展理念，意义十分重大。如果在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中这些思路真正得到落实，就一定能够防止民粹主义在中国成为破坏性思潮。
作者为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咨询委员会资深研究员，编辑：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