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永伟/文

在很多产业领域中国企业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没有追赶对象的地方，这被业内称为“无人区”。

这是一个需要原理突破或者进行颠覆性创新的领域。过去以至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追赶阶段的战略、政策和创新路径，在追赶期由于前面有人领路，后来者可以模仿、赶超，虽然获得不了超额收益，但学习成本低、风险小，在这个阶段我们利用成本优势、学习优势，很快提升了中国产业竞争力，培育出了一大批有竞争力的企业。

进入无人区后，没有了可追赶对象，创新路径和环境都会发生变化，在这个阶段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来源必须立足于前沿创新，立足于原创和颠覆。如何适应发展阶段转换在前沿领域建立优势呢？这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源头创新的短板

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2008年之后中国就超过了美国，制造品已经是全球第一，而且遥遥领先。中国也是一个研发大国，2015年研发投入占比将近2.1％， 达到1.4万亿元，我们接近世界上第一梯队国家。在战略上，创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当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源头创新对经济增长、对创新驱动的支撑明显不足。或者说，源头的力量是目前创新发展当中的一个突出短板。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过去的竞争优势来自规模和低成本。去年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国家明确了重点发展的十个领域。在这十个领域当中，总体上我们还处在一个追赶的水平上。就是说，在我们最想发展的十大领域当中，我们仍然还是承担着追赶，而不是原创任务。

如果我们要从追赶进入前沿领域，并快速建立起领先优势的话，一个可选的路径就是，像欧美一样，在基础领域继续加大力量，建立我们的优势。走这条路是早晚的事。

创新的变化及挑战

创新带来的挑战，和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系。创新可简单地分成两类：一类创新是政府驱动的创新，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可以政府来主导，特别是航空航天，这是追赶期想要赶超的政府要承担的责任；一类是市场驱动的创新，这个领域更需要发挥市场的力量，需要界定政府和市场在创新中不同的角色和边界。过去30多年我们都是在追赶，国家创新发挥的作用是明显的。现在进入创新驱动的阶段，让创新来驱动增长，这个阶段要更多让市场驱动的创新发挥作用，政府能够发展主导作用的创新领域要尽可能缩小和精准化。

在前沿创新中要重视颠覆性的机会。比如说新兴领域汽车，从燃油驱动到电力驱动，过去燃油这套汽车的价值链或者技术链，它被以电驱动的价值链大部分所替代，这是一种颠覆。在这种颠覆当中，几乎整个汽车的架构和技术体系都要重新设计，这可能就是一种原创。没有这样一种原创能力，所谓的一些新兴产业，也只能是在过去基础上的改进，称之为渐进式创新，这也是我国非常急需的，但另一方面没有原创新的改进往往又会让我们失去领先机会。

在传统渐进式创新产业里面，也需要一些颠覆性的技术。在这个领域每天都有颠覆，导致我们国内的这些追赶者，几乎在一次变革当中就被甩在后面。基于追赶别人现在的目标，或者过去的水平，而形成的能力和大量产能，可能在瞬间就变成落后，甚至归零了，这就是追赶者的命运。由于你基础的创新能力不足，再多创新，也会与我们失之交臂。

源头性战略技术创新往往具有强大的产业拉动效应。基础知识与工业应用之间是一个倒金字塔关系，底层基础知识突破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能催生上层众多工业化应用的重新组合乃至升级换代，也即基础知识与工业应用之间具有一个类似于“涌现性”的本质规律。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的新兴源头性技术创新组织所带来的基础性知识与基础性技术突破已初步形成了拉动效应。

如何实现前沿创新

怎么在前沿创新中特别是在无人区构筑优势呢？

一是改变过去的传统思维方式。传统的思维方式就是科学只有变成技术才能进入产业、才能进入市场。前沿创新的逻辑是，从科学端直接进入到市场侧，直接连接产业需求，科学、技术到产业的关系实现了一次重构。通俗地讲，科学家在进行理论研究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市场方向了，尽管市场并不一定很明晰，但自开始就是想着为市场服务，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服务。更重要的是，新的逻辑让科学发现进入产业的时间缩短了，因为它没有过去的分隔和脱节，这样创新的速度和频率就增强了。这是一个方法论，就是要改变我们过去认为市场的力量最好不进入基础领域这种传统认识，从而争取在无人区尽快实现前沿创新。

二是分层加强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可以进一步分层的，首先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知识层面的研究和创新，这更多地是在国内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完成；其次，整合别人的基础研究成果为我所用。这取决于我们具不具备吸收或集成利用全球基础科学的能力。过去主要靠科研机构，未来可能更多要以企业为主体。再次，基于需求拉动的基础研究。从研究命题的提出到研究组织，主要是企业主导，但是由科学家完成，这种需求导向的科研机制可以低成本、低风险地将科学与产业贯通，把基础研究、技术研究、产业化贯通。

三是前沿领域的创新最终还是要靠市场驱动。因为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需要更高的激励性。没有激励就没有颠覆和高风险的创新，但是政府主导的创新要回避高风险，无法提供足够激励。高风险、高激励的市场创新活动必须依靠市场实现。

四是注重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目前发达国家的创新资源有加速向中国集聚的趋势，利用得好，对解决我国产业升级中的诸多短板大有帮助。从国内很多公司和机构与欧美等国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大公司、中小公司等接触与合作反馈的信息可以得出一个初步判断，国外上述机构手中有很多我们需要的技术等创新资源，且对“中国概念”比较认可，有与中国市场和产业合作对接的强烈愿望，这为我们更深度地利用国际创新资源提供了难得机遇。

如在美国波士顿、英国剑桥、以色列特拉维夫等地高校、科研机构、科技公司比较集中的地区，有很多基础性科学成果和前沿性技术突破，很有科研和市场价值，但这些地区要么市场规模小，要么缺乏产业化配套条件，大量源头性创新资源找不到转化的出口或产业化支撑，很是“浪费”。哈佛、MIT等美国知名高校负责人提出，他们愿意将一些前沿和新兴领域如材料科学、基因科学、人工智能、精准医疗等方面的创新成果移植到中国产业化土壤中。过去的国内外实践证明，这些源头性技术一旦找到产业化领域，往往会裂变出很多个大小不一的新产业，并产生持续创新的潜力。

五是在前沿领域发挥不同主体作用，构筑适应前沿创新的生态体系。在更前端的领域，即使是企业为主体，更多责任是来自于科学家，科学家是可以与市场结合的，但是要给他们创造一个自由探索的环境，让科学家回归初心，能够安心、安静地去探索，去推动原理性的突破。这种科学家精神是前沿领域创新当中最需要的精神之一。

把这种原理的东西通过企业活动让它产生价值，这就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活动要完成的使命。这个环节最需要的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去承担风险、去冒险、去整合资源。当然，从我们的体制上，就要培育一个珍惜、爱护企业家的环境，让他们能够有长期预期，安心去做创新，特别是长周期的投入。

对于社会支持系统，最重要的是金融资本对创新的介入，这就需要资本的冒险精神。要为整个创新生态的建设或者改革构筑好的体制环境，这是政府的责任，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的，通过改革来构筑市场化的环境，这体现为政治家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资本冒险精神、政治家精神，这是实现前沿创新最重要的生态环境。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