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正位/文
当前既是开放理念最好的时期，又是开放行动艰难的时期。38年的开放历程有一个大致规律，对待开放“五年一小反、十年一大反”，前些年对开放问题又出现犹疑，有些外企担心政策转弯。“十三五”规划提出开放发展理念，是开放的重大利好，也是国家发展的重大利好。为把开放思想化为自觉行动，还需要增强“盛世开放、衰世封闭”的历史意识，增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眼光。
增强开放气度
综观世界史，强国盛世都是开放的国度，古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和近代以来的荷、英、美等国，都是开放型社会。中国历史昭示，“开放出盛世，封闭致衰落”。汉朝以“丝绸之路”而名扬天下，唐朝陆海丝路更加繁荣，胸怀博大，展示了盛世气象或开放气象；明清闭关锁国，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一步步沦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回顾汉唐盛世，那开放的气度和自信令人向往。数十年后，中华文明要走向复兴，重回世界之巅，仍然需要这种开放的胸怀和气度，才能再创中华文明的开放盛世。
170多年来，中国的开放与封闭交替，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稳定下来，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客观地看，无论是清末还是改革开放之初，开放与反开放如影随形，改革开放阻力一直不小，“把开放当卖国”也屡演不衰。减少阻力还得靠更高水平的开放，因为开放能开阔人们的视野和心胸，让社会减少戾气，趋于中正平和。如果社会天天喊开放，本身就说明心胸还不那么开放。
前一段时间极端思想回潮，极左者自我封闭，不知道外部世界怎么样；极右者民族自信心太差，容易照搬照抄。两方面的极端思维，都是因为没有开放的心胸和思维，不会对外部世界平视或者正视，要么俯视要么仰视，要么自大要么自卑。开放的气度和气场，将是削弱“极左”的良方；开放的自主和自信，是减少“极右”的药石。
改革开放的经验反复向世人证明，每一轮新的大开放，都会推动新一轮大改革、新一轮大发展。因此，树立开放发展理念，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小平同志指出：“对外经济开放，是个长期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9页）。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习近平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2013年11月3日)。由是观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当是全面的开放式复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当是开放之路。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没有终点，只有新起点。
增强开放的自觉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尽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反全球化的声音增多，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加之以TPP、TTIP为代表的高标准自贸区，试图主导国际规则走向,发展权的争夺十分激烈，但是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多边和区域共同推动的特征没有改变，全球经济治理总体加强的态势没有改变。谁能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谁能自主参加自贸协定、投资协定、多边诸边合作等开放谈判，谁就会赢得更多国际竞争主动、自我发展主动的机会。
当前，我国对外开放又处在十字路口：入世16年，红利已充分释放，迫切需要创造新的开放红利；面对改革深水区难啃的硬骨头，面对两个百年目标的艰巨任务，迫切需要以高水平开放推高难度改革、促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更强的开放动力和更广的国际空间。不开放就没有出路，开放徘徊不前也没有出路。而且从世界经济史看，全球经济强国都是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的主要推动者，如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我国正在由经济大国转向经济强国，需要扛起世界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的大旗。可见，我国的对外开放不是被动之举，而是自身的内在要求；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历史过程。
因此，我国应加快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为什么提“新一轮”，因为上一轮的入世红利已充分运用；为什么要“高水平”，因为全球自贸协定有220多个，真正开放水平高的就TPP等那么几个，水平低了就难以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有时自主开放而不必对等开放，对国家也是有利的，如自贸试验区就是自主开放，某些服务领域也需如此自主开放。
下一步，我国有必要主动扩大开放，积极稳妥地推进“一带一路”、高标准自贸区、自贸园区建设，以及中美中欧投资协定、世贸组织多边诸边谈判等重大开放举措，再造新一轮开放红利期。
尤需一提的是，经济越困难，越可能滑向以邻为壑和恶性循环，越需要有开放意识，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开拓全球化新境界，做大世界市场，这一轮世界贸易的持续低迷也敲响了警钟。当前，国内经济出现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际经济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推动中国和世界更加开放，任务同等艰巨。客观地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开放举措，不少尚未落地，“口头上喊开放，行动上反开放”并不罕见，部分服务、垄断领域的对内对外开放，难度都还不小。
做国际规则的建设者
和平和谐是我国经济安全的外部保障。历史值得借鉴：德意志第二、第三帝国放弃了俾斯麦成功的“有限”对外政策，给世界及自身带来灾难；美国经济达到世界第一半个世纪后，才主导世界规则，这种霸权的和平转移也充满了英美的明争暗斗。我国已向世界宣示走和平发展之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随着国际格局变迁与我国地位上升，部分大国不愿接受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势，对我国战略互信不够，周边国家也心存疑虑，既有遏制、嫉恨、酸葡萄心理等因素，也有正常的相互调适与接纳过程，所以我国要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总的来看，我国主动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仍然视为主要受益者，表明有主动权并非一定要有主导权。当前确实可更有作为，但也该“为而有度”，注重国际承受力与接受度，注重实际效果和长远目标。
我国与外部是动态博弈过程，相互影响更大。是互让妥协还是争斗不止，是良性互动还是恶性循环，既取决于外部特别是大国的选择，也取决于我国的选择，甚至我们的态度越来越重要。面对趋紧的外部环境，如果我们应对得当，更加主动地趋利避害，对内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对外以开放促开放、促共赢、促和谐，就能获得更大更多机遇，维护和延长我国战略机遇期。
国际规则是世界开放的基础设施，是世界公器，主导者是要担责的，要付出相当代价，要承担很多经济成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为了做世界警察，其要付出多么大的财政成本。所以想主导规则，不仅凭意愿，更是靠实力和能力。我国经济实力提升较快，参与和制定规则增多，但这也是一个逐步学习、积累经验的过程，止步不前不行，操之过急也不行。我国宜继续遵守现有国际经济规则，运用其回旋空间来发展自己，并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和完善，用渐进而非革命措施，以建设者姿态促使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正合理，让“旧规则公正合理、新规则互补共进”,而非另建一套新秩序。要善于比较中外两套规则的异与同，加强合理衔接，既不宜过于立异而不求“同”；也不宜强求统一而不尊重差异，要“和而不同”。我国亦更加注重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更加主动塑造“负责任”的国际形象，既要想中国怎么办，也要想全球怎么办，既要当好爱国公民，也要学做世界公民,创造宽松而安全的外部环境。
增强开放的自信
对外开放不仅是商品、资金的交易和往来，更有思想、文明的碰撞与交流。“熵定律”显示，开放系统可以导致有序并产生新的活力，封闭系统则走向衰亡。开放能降低各种门槛与障碍，让各种观念相互碰撞，各种特色相互比较，从中发现不同、扬长补短。中华文明是开放包容的文明，能吸纳各种文明精华，并长期居于世界文明高点，经过近200年的蛰伏与沧桑，到了复兴再生之时。正如汤因比所言，中国人可能把中西文化融于一炉，“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池田大作、阿·汤因比著，《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2版，279页）。中国人更应增强文明自信和自觉，推动文明对话和交流互鉴，探索中国特色与世界大势的黄金结合点，让支持开放成为主流，让扩大开放成为共识。
应增强全面开放意识，发展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开放型经济，完善法制民主、保障自由的开放型政治，建设传承创新、多元包容的开放型文化，形成海纳百川、活力四射的开放型社会。应增强开放的气度和胸襟，在开放中自信而不自傲，自谦而不自卑，对外国从仰视或俯视到正视与平视。
开放中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同等重要，应善于“双向选择”：既要 “拿来”，从科技器物到典章制度创造性地吸收；也要“送去”，商品、资本、技术要出去，人员、价值、文明也要出去，自觉宣扬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中正平和、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等优秀理念，让中国从世界经济的“制造工厂”走向人类文明的“思想工厂”，以“中国智慧”丰富人类文明，不但为世界提供物质上的公共产品，还要提供精神上的公共产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创人类文明的开放盛世。
提高开放的艺术
近几年经济安全是国内外关注的热点。扩大开放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是双重的：既因开放激发活力、增强实力而更加安全，也因外部影响更大而风险因素增多，但总的来看，开放比封闭更安全。开放的经济安全观是指认同开放能增强活力和壮大实力，从而使经济更安全的基本理念，是对外开放与经济安全的有机统一。它包括三方面：一是开放比封闭更安全，要不断扩大开放，在扩大开放中动态地谋求安全；二是有实力才更安全，要在开放中壮大实力和提高能力；三是开放不会自动带来安全，要主动预防风险。把握好开放的“度”、安全的“度”、平衡开放与安全的“度”，考验着开放能力与水平，关系到开放的主动权。什么时候开？到底向谁开？往哪个方向开？国门开多大？处理好就是一门高超的艺术。
从我国经验看，入世后应对得当有力，经济安全在“与狼共舞”中显著增强。当前与1978年和入世时相比，我国的开放条件更优、底气更足、回旋空间更大，更应敢于开放。当然，我国的开放不是“傻大胆”，不是为开放而开放，应自主把握开放的力度、程度和进度，以国内需要为依归，做好开放中的内外统筹，为国民谋取最大福利。既要坚持底线思维，对敏感议题设置红线，不拿原则做交易；也要有科学的底线观，结合长远准确判断我国的利益，做客观冷静的分析，审慎地设置红线，更宜警惕为既得利益设红线，如劳动标准的哪些条款对中国有利、哪些不利？不能一提到劳工标准就说帝国主义如何居心叵测；“文化例外”也一样，并非“文化免谈”，宜具体到“内容”审查，让文化在开放中建立自信，在开放中得到弘扬。
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是对立统一的：以技术为例，一方面，落后者的引进模仿是代价最小、追赶最快的方式，这是后发优势的体现；另一方面，少数前沿核心技术还得靠自己，是买不来的。如日本起飞是先大量模仿、再自主创新，实现了技术能力的大转折。还应看到，38年来我国开放度不断扩大，自主能力反而大大增强，从模仿到创新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现阶段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中低端，确实需要加强自主创新，但也并非越自主越安全，开放增强实力后才更安全。
要增强安全保障能力，“既开天窗也装纱窗”，做到“预防为主、应急为辅”，把安全工作前置，把握金融、信息等风险要点。几百年的世界史表明，金融危机越来越成为经济危机重心，其危害更具全局性、系统性，防范金融风险始终是重中之重。网络信息安全是一个崭新课题，产业不发展就更不安全，所以应拿捏有度，既要建立法律规范，切实把风险敞口守好；更要防止信息来源不足、遏制技术创新、导致产业落后的新风险。
当今世界，谋求共同安全也成为世界共识。经济全球化深化和全球价值链拓展，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经济风险更容易在国家间传递，使经济安全呈现相互性、系统性和全球性特征。尽管世界各国都担心经济安全，但总体趋势是走向开放而非封闭，共同安全成为主题。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的宏观协调加大，防范共同风险是新的时代潮流。各国难以“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只有通过相互扩大开放，共同遵守国际规则，减少以邻为壑，才能有效防范共同风险。我国应在扩大开放中，既确保自身安全也关注共同安全，动态地谋求更高层次的总体安全。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发展战略中心主任，编辑：王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