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凯旋／文

继齐梁宫体和初唐宫廷诗之后，中晚唐是一个艳体诗的时期。只不过，诗歌主角从宫廷侍奉转到了外廷士大夫，诗歌内容从感官享受转到了真情实事。中唐时期的元稹，便是一个写情诗的高手。他在元和七年自编诗集，称“有悼亡诗数十首，艳诗百馀首”。既为艳诗，那就不是写婚内的情感。读元稹的《遣悲怀》就可以知道，婚姻生活都是充满柴米油盐，远不如艳遇更能表现文人的浪漫情调。

元稹的《会真诗》便是写男女幽会的情景：“更深人悄悄，晨会雨蒙蒙。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瑶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言自瑶华浦，将朝碧玉宫。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东。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恨，缱绻意难终。”这首诗见于元稹的《莺莺传》，实际上是元稹写自己年轻时的情史。以露骨文字描写甜蜜的情爱，这似乎也是古今中外文学家表现人性的特权，尽管这算不上好的文学。

贞元十六年，元稹游蒲州普救寺，遇见美丽多情的莺莺，堕入情网，在三五明月夜逾墙爬树，终于私会西厢。后来元稹赴京应试，与莺莺断了关系，还自诩能“忍情”，获得时人“善补过”的赞许。这也证明，《莺莺传》中的张生就是元稹本人。今人大多同情莺莺，鄙视张生。莺莺多愁善感，能歌会诗，是一个勇敢追求爱情的女性，而张生始乱终弃，还振振有词，实在是个负心的男儿。一般说来，人们还是更喜欢没有男女间道德冲突、结局圆满的《西厢记》。

陈寅恪曾考证“会真”就是遇仙，东晋的游仙诗是求长生，唐代的游仙诗则是狎妓。元稹出身士族，其母持家礼法甚严，虽然元稹少年时就冶游放荡，但他后来另娶韦丛，显然是为了门当户对而背弃出身低微的莺莺，否则他用不着这样做。这里，还有一个有力的旁证。《会真诗》中的“宋家东”典出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在六朝和唐代有着固定的内涵。遍检《全唐诗》，凡是用“宋家东”或“东邻”的，无一例外都专指歌伎一类社交女子。如晚唐崔涯久游维扬，每题诗倡肆，立时传颂，其《杂嘲》：“二年不到宋家东，阿母深居僻巷中”，便分明是写倡肆之作。

还可以比较另一篇唐传奇《霍小玉传》，倡女小玉母亲本为显宦宠婢，主人卒后遣居胜业坊古寺曲，而莺莺母女也是在主人卒后寄寓蒲州普救寺。看来这是唐代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显宦家的妾媵在主人逝世后，常被遣居在外，莺莺的身份大概就类似小玉。虽然这样的女子仍以嫁人为正途，在社交方面，又比贵族少女有更多的自由。细读小说，莺莺母亲郑氏对于崔张的结合，也是处处在故意促成。唐人重视门第婚姻，这是崔张悲剧背后的重要原因。

始乱终弃是由于社会地位，这让有平等观念的现代人更难接受。即使在元稹的时代，在文学作品中描写背弃寒女，炫耀“忍情”，照样会遭到士人阶层的谴责，就像《霍小玉传》中的描写。所以，元稹才会故意模糊莺莺的出身，使得张生的“忍情”看上去是对强烈爱情的恐惧。文学的加工在这里显示出魅力，于不经意中表现出男女之间永恒的冲突——爱情得到后的厌倦与失望。张生后来还想去看望莺莺，结果却遭到拒绝，这一切都使他身上的人性比莺莺显得更为复杂，也更具悲剧性。

元稹绝不是一个虚伪薄情的人，他遵从的不过是从古至今许多人的婚姻选择。说到底，爱情与婚姻是有区别的，故事的冲突本质因而也不像作品的时代离我们那么遥远，它使我们在形而上的层面得以体验生活中某种内在的普遍性。元稹未能跨过生活的门槛，但他对这段感情却刻骨铭心，当他把对莺莺的思念转移到精神层面时，便写下了一些有真情的诗，其中就有脍炙人口的《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如果没有爱情的失败，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诗歌。

此诗作于元和五年春，其时元稹被贬江陵府士曹参军。宋人范摅认为这是他怀念亡妻之作，然用巫山艳遇比喻夫妻关系，发誓从此无心艳游，即使是风流才子的元稹，也未免轻浮得离谱。但如果是思念莺莺，感觉就不同了。惟有爱情的想象可以自由飞翔，那低回缱绻，于千万人中只爱一人的浪漫情感，足以让世世代代的人们心灵颤栗。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