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勇／文

读叶广芩的小说，很容易让人想到老舍先生。不仅是因为他们都是旗人（叶广芩是出身于满族正黄旗世家的“格格”），而且因为叶广芩小说中那种纯正的京腔京味，人物跌落的命运，以及作者的悲悯情怀，都与老舍小说的精气神有相同之处。老舍写了一辈子小说，但大都还是别人的故事。等他终于觉悟写自己的故事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于是《正红旗下》这部长篇家族小说，老舍只是写了个序幕的篇章，就不敢往下写了。而叶广芩却能够从容不迫地一篇篇写下去，最终由中篇而长篇，形成了一部部家族小说。

这样的家族小说一路读下来，很能够让人五味杂陈，心生感慨。因为那里面不仅有人物的命运，还有老北京的文化。例如，《采桑子》中，当宋太太不明白为什么连说话也要上心，舅老爷给她解释了何谓韵白，瓜尔佳母亲则给她解释了官话与京片子的区别。在这里，“官话”既是一种身份标志，也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今天已差不多失传了，因为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熟悉的是王朔小说、冯小刚电影中那种贫而碎的京片子。

叶广芩就这样不紧不慢地写来，一方面是人物的命运令人唏嘘，另一方面是老北京的文化扑面而来，这样，她的小说也就有了浓浓的文化气息。那么，又该如何认识她小说中呈现的那种文化呢？这个问题其实是很耐人寻味的。在革命文化的氛围中，传统文化作为“四旧”或“封资修”之一而被彻底扫荡。在那个革命年代里，传统文化不仅不能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要被驱逐出记忆装置系统，进入到被遗忘的状态。于是经过大半个世纪的革命洗礼，一代代的中国人仿佛都成了社会主义新人，我们也因此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记忆。叶广芩通过回忆，通过对自己家族史的回溯与钩沉，最终又通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和物质载体，把自己的个人经验记忆转化成了集体的文化记忆。

而对于作者本人来说，这样一种写作我以为也意义重大。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与封建沾边的个人家族史已不具有任何存在价值，取而代之的是《红灯记》里李奶奶的“痛说革命家史”。也就是说，官方希望革命历史成为“革命家史”的总和，“革命家史”也具有了一种“集体家族史”的象征功能。在这样一种历史语境中，叶广芩自然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而当她开始回忆并写出了系列家族小说时，才算是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谱系。于是她执着地寻找、挖掘、记录，这一切都是为了打破身份认同的困境。而所有这些，在《状元媒》中又显得更加分明。

如果把《状元媒》一路读下去，相信最后一章《凤还巢》是很能让许多人感动且感慨的。文中写道，1969年“我”插队陕西，40年后却要回北京安家落户——“我”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亲自跑装修，把它装修出小时候在自家四合院房间里的模样。“我”这次回京，归心似箭，充满了“诗一般的感受”。而当她坐着公交车回忆着往事时，却因没有及时给一位老太太让座，被一个男的和老太太当作外地人挤兑了一通。于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笑着对花白头发说，这位大姐，我可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们家从顺治那会儿就住在北京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表面上看似乎是斗气，但实际上是“我”对一种身份认同的期待。伏尔泰说过：“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起身份，即您个人的相同性。”当作者从父母的《状元媒》写起，一直写到《凤还巢》时，这是记忆之旅也是回忆之旅，“我想起”了许多与自己有关或无关的家族往事，它们把“我”搅在其中，“我”必须成为这个家族的一分子，去见证它的繁华和衰败。当回忆之旅结束之后，“我”迫不及待地要“凤还巢”了，这既是这个长篇结构上的需要，也是作者情感归宿和身份认同的需要。最终，“我”回来了，“我”也完成了对“旗人”或“北京人”的身份认同。尽管老家已被拆迁，北京已无这个大家族的亲人，北京城已今非昔比，物非人亦非，但作者毕竟通过回忆和写作，通过叶落归根的行动，最终走出了身份困境的沼泽，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

叶广芩更幸运的地方在于，老舍没写完《正红旗下》，他至死依然处在一种身份的撕裂状态。而叶广芩却打破了老舍的禁忌，成为找到自己真正身份的作家。我想，这正是写作家族小说对于作者本人最重要的意义。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