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拥民/文

刚刚去世的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很可能是同一辈经济学家中对上个世纪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一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大都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够为世人理解，并影响世界。当然这很不容易。谢林的思想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塑造了世界的面貌。

在谢林的履历中，除了他作为最重要的博弈论专家之一，在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的经历之外，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他与美国军方和政界广泛、持久、深入的联系。

托马斯·谢林，1921年4月出生于加州奥克兰，他的父亲是一位海军军官。谢林在加州阳光充沛的海边长大，沙滩上常见的一些现象，成了日后谢林在论著中屡屡引用的意像，例如沙滩上看似人头涌涌，但实际上人们总是聚成一堆一堆：晒日光浴者是一堆、冲浪者是一堆、游泳者又是一堆……对这种现象的思考，可能是他后来写作《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的最初灵感。

谢林长大成人之际，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他秉承家风，先后申请加入陆军和海军，但都被拒绝。报国之心不减，他进入政府预算局工作三年（从1943年至1946年）。因为有了这段经历，“二战”结束后，谢林获得了研究生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深造。

完成了哈佛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后，谢林参加马歇尔计划（从1948年至1950年），先是在丹麦工作一年，接下来又在法国工作一年半。回到美国后，他又在白宫办公室和美国总统执行办公室工作三年（从1950年至1953年）。

在此期间，谢林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参加谈判和磋商。1950年筹建欧洲支付联盟时，谢林是美方谈判代表之一。回到华盛顿后，他积极参与了美国政府与欧洲各国政府的各种各样的谈判，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关于筹建北约和加强欧洲防备的谈判和磋商。谢林原本就对谈判策略非常感兴趣，这些经验使他坚定了将讨价还价理论作为自己主要研究对象的决心。他在这些年中学会的谈判策略、锤炼出来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也给他后来的学术著述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1953年，谢林成为耶鲁大学经济学副教授。1958年至1959年他任职于兰德公司，这是一家具有强烈军方背景的非政府机构。1969年，谢林成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卢修斯·利陶尔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并一直工作到1990年，退休后又加入了马里兰大学，直到逝世。在哈佛大学和马里兰大学期间，谢林几乎一直在担任政府顾问，为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美国国家科学院等机构提供了很多政策建议。

因此，除了经济学家这个身份之外，谢林还是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国家安全、核战略和军备控制专家，是有限战争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虽然谢林在公众中的名望可能比不上基辛格等人，但是其潜移默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却可能非后者所能及。

作为“最容易读懂的经济学家”之一，通过讲述生动的故事来阐述深刻的理论是谢林最擅长的。他有许多原创性理论贡献，但是他的著作从来不会令读者望而生畏。他的主要著作《冲突的战略》《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选择与结果》等，几乎没有人会觉得读不下去。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谢林并不是为了普及或应用“数理博弈论”而提出他的“非数理博弈论”的。

事实上，他的许多博弈论思想，或者说，他所提出的那些对博弈论有重大贡献的概念，都是在他正式接触博弈论之前就已形成并提出的。谢林在1957年后才读到霍华德·拉法和邓肯·卢斯著的《博弈与决策》一书，那是他的博弈论“入门书”，他在上面花了“一百多个或两百多个小时”。此后不久，他就写了《重新定位博弈论》一文，呼吁学院派博弈论专家更多地关注承诺、威胁、隐性讨价还价、交流、可强制执行的合约等现实因素在博弈中的作用，这对“博弈论专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现实世界却产生了不小影响。

谢林运用优美的语言和尽可能少的模型，将理论通过实际应用的形式表述出来的能力，无人能出其右。他是一位语言大师，特别擅长创造非常贴切的术语来表达理论洞见，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朋友和哈佛大学同事阿尔伯特·赫希曼有相近之处。除了给现代博弈论留下了“谢林困境”“谢林点”等涵义丰富的术语之外，他还是“附带损害”（collateral damage）等流行词汇的创造者。

谢林曾经把自己描述为一名“四处游荡”的不安分的经济学家，这当然只是谦逊之辞。他其实是当代最重要的博弈论专家（尤其是从博弈论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更是当之无愧的“游侠”社会科学家和语言大师。

作者为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