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德林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降，英国现实主义女作家简·奥斯丁及其作品再度在世界各地成为热门影视题材，不但引发新一轮奥斯丁研究热，而且再次证明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之判断正确：“100多年来，‘英国’曾发生过几次趣味上的革命，文学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望，唯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丁经久不衰。”

1775年，奥斯丁出生在英格兰东南部汉普郡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虽然从未正式上过学，但受惠于父亲的启蒙教育，酷爱读书的她在十一二岁时就以写作为乐，先后发表六部传世小说佳作，即《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诺桑觉寺》和《劝导》。但凡对奥斯丁作品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她总是偏爱描写乡村生活，笔下既没有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也没有激烈冲突的战争场面，有的只是教区的宁静，乡村里的漫步、野餐、聚会、婚姻、互访等生活小事。

奥斯丁选择聚焦“生活小事”，给诸多评论家留下了“起居室的写者”的印象，虽不乏诟病者，但赞美者更多。19世纪评论家乔治·亨利·刘易斯有感于奥斯丁笔下的乡村生活图景，尤其是她对女性婚姻和地位的深入探讨，宣称她是“散文中的莎士比亚”。

然而，倘若我们愿意更加仔细地品读和审视奥斯丁所描写的“平平常常的凡人小事”，我们就会发现，奥斯丁实际上更是一个基于时代理性的写者。鉴于在自己生活于其间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一方面是乡绅阶层的权力、影响与声望正盛，另一方面是国内反革命情绪日益高涨，从小生活在乡村、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奥斯丁通常基于为旧制度辩护的思想逻辑，反对代表激进思想的个人情感，即承继旧式乡绅阶层的婚恋观来构建其小说世界。

一如《理智与情感》通过埃莉诺和玛丽安两姐妹的故事来强调理智的重要性所证明的那样，姐姐埃莉诺重视理性，即使在婚姻的选择上也勉力克制自己的情感，而妹妹玛丽安开始追求的则是情感的满足，最终因为冲动受到严重伤害，意识到了听任情感的愚蠢，明白了理智的重要。此间的奥斯丁并没有对听任个人情感的个人主义表示出深恶痛绝，而是仅仅通过白描对之进行了温和的讽刺，这毋庸置疑是源自18世纪英国文学传统的理性主义。

在奥斯丁的世界里，乡村为乡绅所支配，乡绅在拥有权力的同时，也必须履行自身的职责。所以，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丁形塑了作为乡绅典范的达西，他不但遵循乡绅阶级所规定的门第制度，婚姻与恋爱必须讲求社会地位的相当，而且保持着乡绅的风度，在得知威洛比的卑劣行径之后，依然施以帮助。另一方面，收到达西求婚的伊丽莎白在面对前来阻扰的凯瑟琳夫人的时候，大胆地说：“我认为，我跟你外甥结婚，并没有背弃自己的出身。他是个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我们正是门当户对。”即使在后期作品《爱玛》中，奥斯丁依然坚持门当户对之于完美婚姻是不可或缺的，或者换言之，爱情和婚姻直接关乎财产和社会地位。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推进，奥斯丁目睹工业新贵逐渐取代乡绅成为社会支柱，因此显在地改变了创作风格，一如她在最后一部小说《劝导》中一反常态地张扬“情感”优于“理性”所证明的那样。我们知道，奥斯丁作品中，《劝导》之外的其他五部小说在主题上有一个共同点，即描述理性如何历尽曲折、制约情感，确保主人公婚姻美满；这些作品无不证明理性比情感重要，这也是奥斯丁长期坚持的风格。

《劝导》则聚焦女主人公由理性向感情转变后获得幸福的过程。女主人公安妮年轻的时候听从罗塞尔夫人的理性劝导，忍痛割舍了与平民文特沃斯的热烈恋爱。理性的决定没有为安妮带来些许幸福感，反而给她带来长达八年的思念和痛苦，险些断送了青春。八年后，安妮与文特沃斯再度相遇，情感终于无法再压抑，安妮坚决地排除了理性的误导，同文特沃思恢复交往，重燃旧情，终于迎来幸福婚姻。

然而，我们必须知道，虽然《劝导》中的情感优于理性，但奥斯丁所描写的情感不过是一种浪漫主义倾向而已，本质上依然带有浓重的理性印记。一如有评论家所注意到的，此间的情感跨越理智依然是在最传统的范围之内，既不大胆，也不放肆，迥然有别于反传统的拜伦式浪漫主义。所以，奥斯丁始终是起居室里的一个理性写者。

（作者为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