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诗歌

2017-01-22 16:30:55

文 / 景凯旋

大约在唐穆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在长安应试的举子朱庆馀写下一首酬张籍的诗,其时的张籍任水部员外郎,早已名满天下,而朱庆馀却困于举场十余年,迄未及第。此诗题为《闺意献张水部》,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诗歌描写了唐时的婚嫁风俗,新娘在翌日清晨要去拜见公婆,梳妆一番后羞涩地问新郎,自己的装扮能否使公婆满意。写新妇初嫁的心理,刻画入微,温婉中又有矜庄。宋洪迈誉之“不言美丽,而味其词意,非绝色第一不足以当之”。这首诗表现“闺意”,已属上乘,但此诗实为比体,与当时进士行卷的风气有关,故又题《近试上张籍水部》,如此显豁的题目,当是后人所改。

唐代选官实行科举制度,每年定期举行的常科主要有明经和进士,明经科考贴经与墨义,类似今天的填充题和问答题,进士科自高宗时加试诗赋,一般写律赋,律诗的格式是五言六韵。由于明经科考死记硬背,进士科考写作能力,且每年学馆、各地所送考进士科者约1000余人,及第者只有30人左右,因而及第较明经更艰难。高宗时,宰相薛元超就将进士出身、娶五姓女和修国史看作最荣耀的三件事。

唐代科举考试是不糊名的,主考官评卷时能看到考生的名字,这就给了考生一个预先让主考官知道自己的机会,即考生在应试前将自己平时的诗文投献给社会名流,以求得他们向主考官荐举,这就是行卷。朱庆馀此诗便是向张籍行卷后询问其结果,朱、张二人此前已经结识,而且朱庆馀采用比体,极尽委婉,也无损自己的尊严。

以美女自喻的代言体其来有自,当是出于屈原的香草美人传统,张籍自然明白朱庆馀的意思,也用同样的比体回一首诗:“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值万金。”意谓朱的诗写得很好,超过同时许多人的才能,用不着担忧考试。言下之意,他自会向主考官荐举。

实际上,张籍本人也是擅长这种比体的,他有一首古体诗《节妇吟》,末句云:“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就是以男女情事婉拒藩镇李师道的延揽,表达自己对朝延的忠心。《礼记》中以“温柔敦厚”为“诗教”,将这种托关系或拒绝别人的事表达得竟然如此美好,正是悠久的诗教传统的一种体现。

中唐以降,由于进士科声望越来越高,宰相多出于进士,加之学馆在安史之乱中遭到破坏后,进士科更重各地乡贡,而不是学馆生徒,以致越来越多的庶族文人挤在这条狭路上,当时就有种说法:“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许多士人参加进士考试,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甚至终身不第者亦多有之。朱庆馀自己就考了十余年,最终在宝历二年(826年)进士及第,那一年及第的只有35人。

士人热衷于科举考试,除了能由此步入仕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唐以降,科举及第就可免除个人赋役,如穆宗、敬宗朝都有明确诏令:“名登科第,即免征役。”进士科出身者还可以合户享受免役的特权。朱庆馀的好友姚合在喻凫及第后便有诗曰:“阙下功名出,乡中赋籍除。”参加进士考试,改变物质生活无疑是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乡贡进士的地位在中唐社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反映了官僚集团由士族向庶族的转移,扩大了统治基础,同时也避免社会阶层固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秦汉以后贵族为主的官僚集团渐渐消退,宋以后即由贵族政治进入了官僚政治。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后世政治的影响是深远的。

尽管唐代省试诗罕有佳作,但士人要参加考试,就必须进行大量的诗歌创作训练,从而形成了士人写诗的文化风气。需要指出的是,在唐人的意识中,古体诗是继承汉魏五言诗而来,有风雅比兴的传统可循,而近体诗(主要是五律)则因为讲求声律对偶,又是省试诗、应制诗所必作的体裁,故先天地具有“律体卑痹,格力不扬”的特色。如张籍的乐府多关怀民瘼,五律却吟咏情性,便是一例。

中晚唐诗以五律居多,士人其时已更重诗律的训练,尤其当他们将进士及第视作只是改变社会身份的途径,而非实现政治抱负时,诗歌多是赋物写景、唱酬投赠之作,诗格也变得孱弱,朱庆馀的五律便是如此。可以说,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激发了广大士人作诗的热情,但优秀的诗歌恰恰又不是出于科举的动机,这是一个有意味的悖论。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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