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种种迹象表明，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全球化反复、停滞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逆转，可能不会是一时的现象，这是由诸多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所共同造成的。周期性因素主要体现在经过数十年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后，各国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和应对其负面效应。

发达国家面临的议题包括贫富分化加剧、工作岗位流失、贸易逆差、债务负担，以及因移民增加和经济增长放缓相叠加导致的族群撕裂和社会凝聚力下降等等。新兴经济体则面临因发达国家需求下降导致的外需不足、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导致增长乏力及其引发的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美国加息等全球宏观政策不同步，还会导致资本跨境流动加速，等等。结构性因素则主要因全球劳动力老化、人工智能等劳动力节省型科技的进步导致的全球需求不足，以及印度、印尼和非洲等拥有大规模年轻劳动力的国家和地区因种种原因难以接过全球工业化的接力棒等等。

面对全球化的反复、退潮、停滞乃至逆转，作为在上一轮全球化过程中主要受益方的中国应该高举全球化的大旗，继续推动全球化，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坚持在WTO平台解决贸易争端问题，防止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泛滥。在此过程中，中国一方面要量力而行，另一方面更要清醒认识到，这种工作更多意义上是缓和全球化逆转的势头，避免逆全球化的全面出现并及时止损，从而继续为中国的发展争得相对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但考虑到全球化面临的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不应过多冀望这些努力能从根本上扭转全球化的大势。

应对全球化反复，对冲全球化逆转，更重要的是苦练内功，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从而为中国发展赢得更为自主更为从容的时间和空间。

事实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各国都将会把主要的精力放到国内议题的应对上，政策着力点将集中在吸引外来投资、留住本国投资、创造本土就业、再造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而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全球化的退潮都会催生一轮民族国家内部的整合与发展。上一次以英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崩解后，以美国为首的新兴势力代表也是以构造国内福利体系、扩大内需、提升居民购买力等为主要解决方案，进而在“二战”后“黄金30年”的发展过程中推进了新一轮全球化。日本德国的复苏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助力，而中国大陆加入到全球化进程后，亦受惠于美国市场需求及其对华投资和技术转移良多。

除了对冲全球化逆转的考量外，中国经济本身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亦需集中精力和资源进行针对性纠偏式调整。较长时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各种不同程度的失衡，缩小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地及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实现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的均衡增长，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实现“三去一降一补”，防范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各种系统性风险，依然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而如何通过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让更多居民搭上中国经济增长的便车，得到更多共享式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好处，让环境承载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更匹配，让社会矛盾在更具弹性的机制下解决，亦任重道远。眼下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本身就是对全球经济最大的贡献。中国经济面临复杂严峻的局面，集中表现为新动力不足和资本脱实入虚严重，靠财政扩张和宽松货币维系GDP增幅的空间日益收窄。当前的重中之重是激活企业家投资热情和维系居民消费能力，因此急需为企业减税、为居民增富，这就要求国家要把宝贵的战略储备资源用在刀刃上。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为企业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和留住境内外资本，将成为各国政策竞争的核心诉求。中国对企业减税的考量和《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的颁布，就有明确指向。不少学者也指出，中国目前汇率承压，也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锐减和国内资本外流。除税负的清减外，良好投资环境的营造归根结底要靠投资回报率的改善。除人工和环境成本升高等结构性因素，影响中国投资回报率提升的主要因素是僵尸企业和地方债占有大量金融资源造成融资成本过高。因此，扎实推进国企改革，切实化解地方债等债务风险，是提升中国投资回报率、改善中国投资环境的必由之路。

一个更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并能对境内外资本提供较满意回报的中国经济，将为全球经济做出重大的贡献，进而为停滞期的全球化提供最大的缓冲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