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联涛编辑/袁满

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2016年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后，最时髦的词要数“后真相”（post-truth），其大致定义为“对数据进行选择来支持煽情性的政治观点”。如果没有真相或客观事实，因为所有媒体都受到操纵，那么我们是否生活在“替代性未来”（Alt-Future），即没有真相、充斥着选择性谎言的替代性未来？

据称纳粹时期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曾说，如果你撒一个弥天大谎，并不断重复，人们最终会信以为真。

请允许我坦白地说，客观真相是理论上的虚构，真相与美一样，是个人的主观感受，正如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我们在科学时代长大，科学时代有着理论上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我们可以测试或反复测试以验证这些规律。但人类行为总在改变，正如时间不断流逝，所以对人性的观察结果不符合自然规律。总会存在不确定性因素，这意味着关于人类行为的真相，特别是其可预测性，常常是主观的，绝不会是完全客观的。

我们生活在“后真相”时代，美国作为全球经济霸主，而新当选的总统特朗普对其事实、看法以及政策有所隐瞒，这显然有别于我们过去所习惯的美国领袖。如果作为胜利者的特朗普开始改写历史，那么他的“后真相”会成为替代性未来的新常态吗？

特朗普先生当选，是因为其支持者对传统观念厌烦透顶，“如果理智不管用，不如试试疯狂一把”。主流报纸和电视台以及希拉里·克林顿把关注点都放在特朗普对已知事实表述的前后矛盾上，花了大把力气攻击特朗普。他们没有认识到，很大一部分选民已经充耳不闻，他们想要对现状的改变。

生活在信息时代，我们每时每刻都被大量信息狂轰滥炸，我们大多数人难以分辨事实与谎言。维基解密和斯诺登所揭露的过去十年的事件表明，事实往往比小说更惊人。正因如此，我们很容易被小谎言、善意的谎言以及弥天大谎所欺骗，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后真相”时代自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所谓“真相”。

亚里士多德和阿奎奈等古代哲学家基本认为与事实相符的就是真相。但伯特兰·罗素这样的现代哲学家不同意这点，因为所谓“真相”随后变成了可能与事实不符的理想。有些事实是可信或可验证的，而谎言是可以被证伪的。注意，如果我的经验是谎言对我奏效，那么我可能不会相信事实，即便事实就摆在我眼前。人类喜欢自己骗自己，不合时宜的真相被令人舒适的谎言所掩盖。

真假问题是人类行为的核心，因为我们每天都必须就是否合作做出决定，人类基于自身可获得的信息，通过交换、贸易或谈判过程相互协作。

如今，软件专家和管理顾问建议我们通过大数据来应对信息过载，使用复杂的计算机程序来分析各种数据。这本身并非严格的事实。“无用输入，无用输出”这句老话仍然是对的，如果大数据中包含大量错误数据，可能得出误导甚或错误的结论。你付了多得多的钱，得到的却是更多的垃圾结论——唯一的说辞是，因为大数据很贵，得出的结论肯定相当可靠。这是心理学家称为认知失调的又一种情况，认知失调是指个人面对相互矛盾的信念或事实感到不安。

上月刚刚过世的诺奖得主托马斯·谢林（1921年-2016年），获奖是因为其在通过博弈论分析增进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方面所做的工作。谢林的重要著作《冲突战略》（1960年）在社会理论中非常具有影响力，因为他从关于社会合作的博弈论这一理想主义工作转向关于冲突的博弈论这一更现实的工作。换言之，生活不仅仅是对良好行为进行奖励，真实可信的威胁会迫使人们必须采取良好行为。“后真相”是指改变事实以诱导社会行为符合当权者的需要。左倾自由主义者力推奖励和补贴等“软”激励，而右倾强硬派则力推惩罚、执法以及立起围墙阻挡移民和外来者等“硬”激励。

我们从已知事实中可以判断的是，社会已经严重右倾，要解决美国的问题，其结果是冲突甚至可能爆发战争。完全不清楚的是，美国现有的制衡机制能否阻止该趋势成为现实。这意味着对每个人来说，生活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在亚洲尤其是如此，因为我们可以确信，未来中国、伊朗或是任何与特朗普政府存在分歧的国家将遭到更多抨击。

我们正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语言沟通。“后真相”可以很容易地成为我们键盘或屏幕上有人希望我们信以为真的信息、新闻或数据。我们用电脑遇到麻烦时通常怎么办？我们会同时按下Ctrl + Alt + Del键进行重启。

准备迎接充满更大不确定性的替代性未来（Alt-Futur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