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投资

文/沈联涛编辑/袁满

2017年1月20日，第45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

特朗普的当选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旧的自由主义秩序结束，新的民粹主义时代开始。这个新秩序显然与旧秩序无法兼容。德国前外长约施卡·菲舍尔称这种变化是“再见了，西方”——因为美国一直以来都承诺维护西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盟国。

特朗普完全颠覆了既有建制。政策制定靠的不是共识，而是推特。早些时候在香港举行的亚洲金融论坛上，作为世界思想领袖穆罕默德·埃里安作主旨发言时指出，世界正处在一个T字路口。

如果是十字路口至少还有向前的选择。而在T字路口，你只能选择向左或向右。波动性变大，面前有各种可能性，因为没有人知道下一条推特会改变哪些政策或规则。

但其实并不难知道特朗普下一步会怎么走。有人说特朗普不可预测，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他非常容易预测。他会做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事情，而嘴上说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他会向右走，因为民粹主义的情绪已经堵住了旧的左翼自由派秩序的路。我们唯一的担忧是，他会走多远？根据他目前提名的阁僚来看，估计会非常之右。

特朗普当选标志着“美式和平”走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历史上两名民主党总统带来了目前的“美国例外论”的崛起：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1945年在任）提出了新政，带领美国走出经济大萧条，并赢得“二战”，确定美国为首的新秩序。另一位是约翰·F.肯尼迪（1961年-1963年在任），他让美国变得更包容，在全球范围引领了“美国梦”理想主义的浪潮，提供援助、贸易，并在文化上开启了“卡米洛时代”。

特朗普得势，预示着基于规则、公众利益为先的时代走到尽头，新时代将完全受眼前个人利益支配，一条推特就能改变同盟之谊。对于特朗普“做生意的艺术”，世界各国不分敌友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摸着石头过河是可能的，但蹚过一片充满鳄鱼和水蛭的浑浊不清的沼泽地就麻烦得多。

我不得不翻出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1911年-1922年期间所著《西方的衰落》，希望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解释眼前的局面。简单来说，斯宾格勒认为，当议会政治失败时，历史上常常会出现一些伟大人物来取代混乱无序，如凯撒或拿破仑。当然，乱世并不总是出英雄，也可能会冒出一些暴君和失败，如暴君卡里古拉和终结罗马帝国的尼禄。

不少美国人投票给特朗普是因为他承诺会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但讽刺的是，美国并不弱，事实上美国很强大，并有望实现发达国家中最强的经济复苏。这种衰弱的认识或感觉来自占大多数的工人阶级，他们成为弱势群体，充满不安全感，但这并不是全球化所致，而是因为华盛顿／华尔街的精英们只顾自己利益而忽视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全球化并没有失败。全球化的“大祭司”试着将民粹主义的矛头从自己身上转向别处，而创造出特朗普的正是这些高举全球化大旗的人，这些人现在正加入特朗普阵营，为市场打气，等着愿者上钩。

特朗普真人秀时代，亚洲应如何应对？

首先我们要区分信号和噪音。

今年1月达沃斯论坛上讨论最多的是精英阶层为何一错再错。他们自鸣得意。他们不顾事实，甚至不愿睁开眼看一看到底在发生什么，他们看不到民众的愤怒。

其次，虽然美元很强且将持续保持强势，但如果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恰当，美国仍要依靠全球特别是亚洲的储蓄资金。亚洲是世界上最大、增长最快的地区，储蓄也最多。尽管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在向本国撤退，我们需要做的是将这些储蓄引向亚洲市场。

第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一纸空谈，因为未来，技术发展、让制造业就业回到美国等措施并不会为美国的贸易伙伴带来更大的出口机遇。亚洲的全球供应链正在迅速改变，从多点对一点（美国）市场，变成点对点、南南合作，因为这里有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中产阶级不断扩大，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扩张的潜力不在美国，而在印度、中国、印尼还有所有新兴市场之间。

如果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向内转，那么亚洲需要做的是借鉴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的感召，“我们唯一要害怕的是害怕本身”。在特朗普总统的时代，我们有很多担忧，但要记住，“他的美元就是我们的存款”。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表明，美国到2016年三季度结束时，欠有7.8万亿美元，相当于净外债占GDP的41.8％。这可不是小数目。

站在T（Trump，特朗普）字路口，美国面对的选择不是向左还是向右，而是伟大的美国还是小心眼的美国。

亚洲人民是时候思考和采取行动了。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杰出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