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王延春编辑/许瑶

始于上世纪80年代，由西方资本和政府两股力量叠加推动的一波全球化，正在逆转。从美国到欧洲，反全球化成为一种政治思潮，逐渐弥漫。2016年，“黑天鹅事件”频发，让笃信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们忧心忡忡。

恰逢此时，中国自身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面临新的挑战。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之路道阻且长。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复杂难解的困难，展望201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很可能逐步落到实处，法国和德国政府又面临换届选举，逆全球化的潮流可能进一步加强。

然而，乐观的因素也正在显现。李伟指出，中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风险明显降低，趋稳的确定性正在逐步增强，我国经济转型有望从上半场的“降速”阶段逐步转向下半场的“提质”阶段。也就是说，“L型”增长过渡到相对平稳“一横”的条件基本具备。他判断，“当前我国经济的上行力量与下行压力尚处于一个弱平衡状态。中国经济转型正在开启下半场。”

李伟建议，中国开启新的增长阶段，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需要积极促进制造业投资持续回稳、金融资产质量改善、企业补库存意愿继续增强和PPI保持温和回升、各项改革落地见效，还需谨慎应对贸易战、跨境资本流动、政治大选周期等国际变数的影响。

《财经》：全球贸易增长连续五年低于经济增长；逆全球化噪音甚嚣尘上，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愈发盛行，对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不利影响，你如何看待国内外经济环境和趋势？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增长会带来多大影响？

李伟：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在各国之间、特别是在一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并不是均匀的，当利益受损群体的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寻求改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复苏乏力的状态。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2006年以来美国实际GDP增速就再也没有达到过3％。

在此背景下，原先作为全球化主要推动者的发达国家内部各种矛盾冲突趋于激化，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纷纷抬头，并将矛头指向全球化。展望2017年，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很可能逐步落到实处，法国和德国政府又面临换届选举，逆全球化的潮流可能进一步加强。

上述变化正好发生在中国自身面临增长阶段转换、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当口，确实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

从出口的角度讲，按照美元计算，2016年中国的出口表现逊于上年，也逊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出现了1996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中国出口部门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都在进行当中，只是短期内新产业和新产品的体量尚小，还难以完全弥补传统产品出口下滑产生的巨大缺口。

2017年，美国经济在特朗普减税和扩大基建政策刺激下可能略有提速，但市场需求增长带来的利好因素可能会被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削弱，中国出口形势仍面临比较严峻的一面。

但是，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转变的大趋势仍在继续，国际经济也开始出现好的兆头。如：在发达经济体尚未改变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发展中经济体已改变连续五年减速的势头，从2015年的4％增速微升至4.1％；前不久，OECD（经合组织）不同程度地调高了今年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经济增速预期；中国今年1月－2月进出口总额连月正增长，全年国际贸易由负转正的可能性在增大。

《财经》：你认为2017年中国经济有望开启相对平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L型”增长态势有望从“一竖”过渡到相对平稳的“一横”。您的判断是不是过于乐观？

李伟：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是国内外经济运行均出现与前几年不同的新变化。

从国际来看，持续多年的通缩压力明显减轻，物价回暖，中长期利率回升，美元升值冲击趋减，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制造业PMI指数持续回升。

从国内来看，那些成功转型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速降幅约40％后大都基本接近企稳平台，市场内生性投资开始回稳，制造业投资增速接近可持续增长区间，调查失业率和大数据监测显示就业出现积极变化，库存对GDP贡献有望由负转正。

基于这些新变化，我们认为，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风险明显降低，趋稳的确定性正在逐步增强，我国经济转型有望从上半场的“降速”阶段逐步转向下半场的“提质”阶段。

也就是说，“L型”增长过渡到相对平稳“一横”的条件基本具备。当然，这也要区分中长期趋势和短期因素，“一横”表明中长期趋势是相对平稳的，但经济短期波动也在所难免。如果要量化衡量的话，我想增速上下波动不大于1％不应该说是不平稳的。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美国2016年度的经济增速约为1.6％，低于2015年的2.6％，社会舆论评价只是“略低于市场预期”，并未炒作美国经济的不稳定。

开启下半场并不意味着经济转型已经成功，当前我国经济的上行力量与下行压力尚处于一个弱平衡状态。依赖旧动力、资金脱实向虚、风险集中化、区域分化等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依然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要开启新的增长阶段，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需要积极促进制造业投资持续回稳、金融资产质量改善、企业补库存意愿继续增强和PPI保持温和回升、各项改革落地见效，还需谨慎应对贸易战、跨境资本流动、政治大选周期等国际变数的影响。

《财经》：美国再工业化加速推进，同时，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地价成本在提升，一些制造业逐渐流回美国。这些制造业搭载的3D化模式以及现代化的网络信息化管理，将导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难以超越。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把握新的产业趋势，调整产业布局，保住“世界制造工厂”的位置？

李伟：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反思经济发展的教训和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挑战的大背景下，相继提出了“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发布了《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等多项政策。特朗普当政后，更是大力提倡“制造业回归”。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流的现象确实存在。

对于制造业回流，要全面、客观、辩证地看。从经济规律讲，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逐步从传统制造业升级到高技术的先进制造业。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向后期的转换阶段后，已到了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时间窗口了。外商投资于我国制造业数额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并不代表中国制造业弱化。恰恰因为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上升，一些原本投资于中国低端制造业的资本开始转向其他国家，这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外资制造业的流出。中国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各种类型和不同水平的制造业都有其存在的条件。

加之，多年以来已经形成完整的制造业配套体系，中国制造业部门应该有比较强的包容性。如果出现比较集中的外资制造业流出，我们也必须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

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性，为应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流，促进中国制造业更好发展，要做好以下五件事情：

一是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为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创造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

二是加快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大力发展若干战略性产业和重点领域，着力解决核心关键技术、关键设备存在的短板，着力增强系统集成能力。

三是全面加强制造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立跨行业、跨领域的新型产学研联盟，鼓励支持大中小制造企业形成一个分工明确、利益共享的产业生态体系。

四是引导企业通过增强核心能力、推进智能化改造、创新商业模式等多种途径提高效率，以应对综合成本上升的压力。

五是加快完善我国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发挥其成本优势，积极承接东部制造能力转移。

《财经》：民间投资的状况是判断经济内生活力最主要的指标。目前民间投资增幅还处在低速徘徊的状况。去年全年民间投资增长3.2％，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8.1％的增幅低了4.9个百分点。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投资增幅能够达到8％以上，主要是靠政府投资和国企投资的强力拉动。你认为如何能激活民企投资？

李伟：我国民间投资增速明显低于全部投资增速，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经济信号。在经济增长仍然非常倚重投资拉动的情况下，如果民间投资起不来，只靠政府投资和国企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将难以持续。

影响民间投资热情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周期性影响，如一些行业内外需求明显不足，产能过剩压力大，投资空间明显收窄。同时体制性原因对民间投资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我们在产权保护制度上还存在不足，这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试想，如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他就会对发展环境和长期投资失去信心，更有甚者，还可能采取跑路、向海外移民或转移财产等做法，这些都是对国内环境缺乏信心的表现。

因此，激活民间投资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举措就是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稳定企业发展预期，让其在国内安心投资、乐于发展。我们要相信企业家的独特作用，只要有稳定预期和良好发展环境，他们总能在逆境中找到机会。

制约民间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制度性因素是准入限制，如在能源、电信、金融、军工、公共设施等很多领域，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问题仍较突出。

民间资本甚至包括这些领域之外的一些国有资本要进入这些行业都还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如果在完善监管的同时能尽快并最大限度地打开行业准入的大门，既可促进效率提高，又能为民间资本增加新的投资领域，这对激发民间投资有重要意义。

当然，我们还可在一些政策上加大对民间投资的支持，如金融支持、重大项目、税收政策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