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张倩编辑/朱弢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执行一年多，效果如何？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786万，比2015年增长131万。

分省来看，影响不尽相同。

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广西和甘肃2016年人口出生率分别为13.82‰、12.18‰，还低于上一年的14.05‰、12.36‰。湖南2016年新出生人口低于95万，也比上一年有所下降。

安徽、山西、江西等省份2016年的人口出生率分别小幅增长0.1‰、0.31‰、0.25‰。

湖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在15岁-50岁育龄妇女中为68.04％，在20岁-40岁育龄妇女中为40.91％。陕西省统计局的调查显示，有近六成家庭不愿生育二孩。全国妇联的调查报告称，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家庭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为53.3％，不确定的为26.2％。

这些家庭普遍拒绝“二孩”的主要原因是：过大的经济压力和较高的时间成本。

以此来看，尽管计划生育政策正逐步放开，但并未改变中国的人口发展总趋势，持续的低生育率和少子化将成为常态。

基于此背景，今年全国“两会”上，生育鼓励政策被多次提及。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表示，相关部门在积极研究解决涉及幼儿园、托儿所、教育、收入、女性就业等社会和家庭的配套政策问题。

财政部部长肖捷也表示，在改革完善个人所得税政策方面已考虑到对二孩家庭教育支出的专项扣除。

目前的人口局势下，未来的计生政策如何调整？是否需要鼓励生育？如何鼓励？一系列问题均值得深究。

为什么不愿生二孩？

全国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有9000多万，但其中60％的妇女超过35岁，更有50％超过40岁。因年龄和健康等多种因素影响，目标人群中仅有28％能够真正生育二孩。

除去“能不能生”，“愿不愿生”是另一回事。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说，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为全球最低，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1.9个，低于“低生育”特征明显的日本。

需要注意的是，生育意愿往往大于实际生育数，实际生育数通常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0％-70％。以日本为例，1992年至2010年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53个，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37；德国、波兰、匈牙利2011年的理想子女数是2.12个、2.27个、2.12个，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39、1.30、1.24。

低生育意愿来自人们婚育观念的改变，“多子多福”的观念早成过去时。“现在年轻人的生育是理智行为，他们会根据家庭规划选择生育子女的数量。”郑真真说。

这种理性选择受制于教育资源、生活成本、人力安排等多种因素。

今年34岁的陈晓静供职于北京一家事业单位，与丈夫育有一个5岁的女儿。虽然她表示“我一直是坚定的二孩主义者”，但却暂时没有要第二个孩子的计划。“为了我女儿以后能读好一点的小学和中学，我们刚刚在西直门又买了一套房子，我跟先生商量等经济条件好一点后，如果还有机会，再生第二个孩子。”

陈晓静的丈夫在国内一家知名的金融公司工作，不菲的薪资给予了她对二孩的期待，但大多数的城市工薪阶层没有这般“幸运”。

八年前，高兰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知名高校，之后进入北京市一所区级地税局成为公务员，月薪不到5000元，丈夫是她的研究生同学，目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税前月薪4万元左右，两人有一个6岁的女儿。夫妻老家均在河北，在北京打拼三年后才在亚运村附近买了一套房子，现在每月开销大头是住房按揭、偿还房子首付欠下的债务，以及女儿的多项学习费用。

谈到生二孩的计划，高兰连连摆手：“根本不敢想。”

除去经济压力，高兰认为三口之家的结构没什么不好。她的选择似乎是城市工薪阶层的共识。

对二孩政策对于普通家庭的影响，济南一名40岁的中学教师说：“二孩政策与我们并没有太大关系，不想要的仍然不想要，养不起的依然养不起。”她说周围的朋友少有激情投身于二孩的讨论和设想中。

2017年2月7日，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崔丽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称，2016年新出生人口中45％来自两孩家庭。对于这一数据，郑真真认为，国家相关部门并没有公布生育二孩的妇女年龄等具体数据，因此并不能对人口形势做出准确判断。

“如果现在多出生的二孩，主要是由年龄比较大的妇女生育，如35岁以上的育龄妇女，那么这种增加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计生政策延续多年后，这只是一种补偿性生育行为。”郑真真预测，这对中国人口的总体发展趋势不会有大的改变。

中国到底缺不缺人？

2017年1月25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下称《规划》）写道，到2020年，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生育水平适度提高，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到2030年，人口自身均衡发展的态势基本形成，全国总人口达到14.5亿人左右。

许多人口学者的研究则补上了以上人口变化趋势的后半部分——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以后持续下降，直至本世纪末。

“由于我国人口已进入低生育水平且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人口数量在达到峰值以后持续下降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

3月11日的全国“两会”记者会上，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虽然也承认人口在2030年后是下降的趋势，但他表示中国的人口问题并不缺数量，不仅现在不缺，未来几十年、百年都不缺人口数量，到2030年峰值时期，中国人口有14.5亿左右，到2050年还有14亿左右的人口，到本世纪末还有11亿以上的人口。

学者的担忧在于，人口减少趋势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59岁）自2012年起连续五年净减少。而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并存的，是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对于这些担忧，王培安曾回应，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的人口数量是13.03亿，到2030年和2050年虽然减少到9.52亿和8.08亿，但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也只有7.3亿，而它们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8倍。因此，中国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有很大的空间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不缺劳动人口，仍处于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期前半段如果处理不好就业问题，会影响社会稳定。人口红利期后半段处理不好则会出现经济泡沫，我们现在处在后半段。”王培安说。

“从人口数量与劳动人口数量来看，人口问题并不是大问题，中国劳动力远未充分利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说。他认为，当前劳动力短缺，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缺乏劳动力，而是一种与户籍相关联的制度性劳动力短缺。他举例称，在城市打工的女性一般在三四十岁时就回农村老家陪孩子读书，男性四五十岁时也选择回乡，而这些人本可以在城市工作到退休年龄。

基于此，陶然认为不需要通过鼓励生育来解决问题。

不过，人口学者提醒政策制定者和讨论者，不要陷入“数量问题为先”的陷阱。李建新的研究发现，在东亚经济奇迹中，人口年龄结构的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3.3％-50％。而当人口数量不再变化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趋于中性。因此，他认为人口增速放缓或下降，再叠加老龄化，无疑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老龄化趋势已经是“老生常谈”，一语概括就是：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2015年总人口的15.5%是60岁以上的老人，10.1%以上是65岁以上的老人。据人社部、全国老龄委等部门预测，到2035年，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

无论官方还是学界，皆对人口结构失衡表示关切。

李建新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的变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人口总量减少越迅速，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速度就越快，老化程度越高。”因此，在他看来，一定要鼓励生育，缓冲老龄化和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冲击。

对于“鼓励生育”，政府的说法是“鼓励按政策生育”。

如前所述，影响生育的因素集中在经济压力、女性的就业保障及托幼服务的缺失，郑真真认为，一次性的财政补贴和奖励并不能解决问题。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低生育国家，大多通过财政补贴鼓励生育，实际效果有限。

目前有三分之一的妈妈因孩子无人照顾无法就业，国内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4.1％。“不是家长不愿意送到托儿所，而是3岁-6岁的托幼资源在一些地方比较紧缺。” 王培安说，提供多元的托育服务，可以较好满足人们的生育意愿。

增加二胎的长假和托育服务，综合生育率也会有所提高。新加坡近年出台一项政策，工作区域必须配置托幼机构和设施。

教育资源等公共服务的短缺，也需要有配套政策或解决方案。

陈晓静家位于北京交通大学东校区旁，周围有交大附属幼儿园、钢研幼儿园等三家公立幼儿园，但这些幼儿园招生时优先选择交大和钢研院职工的子女，片区内的其他适龄幼儿鲜少有机会入读。

“我女儿的户口就在海淀区，按理说应有配套的公立幼儿园，可我们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公共资源”，最后她为女儿选择了一家私立幼儿园，每月交费5000元，而公立幼儿园的费用仅为每月1000多元。

全国“两会”中，多名人大代表建议，鼓励二孩的配套政策应包括解决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短缺。王培安回应说，未来将健全税收、社会保障、住房、就业等政策，优先配置妇幼保健、托幼、学前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

对陶然所述的“制度性劳动力短缺”，郑真真提醒，为流动人口的生育提供怎样的政策支持，也应充分考虑。

对于计生政策走向，大多数人口学者认为，不再对人口进行控制只是时间问题。

(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采访对象采用化名)